应试教育的死穴，恰在于堵死了孩子“犯错”的空间
这个世界上，想不经历失败而径直走向成功是基本不可能的。应试教育的死穴恰恰在于它没有给孩子们留下“犯错”的空间。然而，试错才是人类不断学习、进步的前提。——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和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创新者的培养》作者托尼·瓦格纳
许多领导者都认为，经济的长期健康以及完全复苏，都依赖于更多的创新。无论是提出新思想、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还是对既有事物的改进，都将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提供更多新的工作机会。
商界领袖普遍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大胆创新的年轻人。
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日渐上涨的教育成本，关心孩子们在学校里究竟都学到了什么。
如何培养年轻人成为未来的创新者？多年来，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和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创新者的培养》作者托尼·瓦格纳（TonyWagner），始终关注美国和其他国家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近日，瓦格纳教授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以下，为瓦格纳教授就“创新”与“教育”话题阐述的观点。
一切创新活动都是从“玩耍”的初心开始
在《曾经的辉煌》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和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论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时指出，“展望未来，我们都确信，世界将被逐渐分为高想象力水平的国家——鼓励和支持他们的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低想象力水平的国家——抑制或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民的创造力，以及人民产生新的想法、开创新的产业、培育他们自有的‘额外事业’的能力。”
对于未来而言，创新为何如此重要？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空已不再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已演变为日用品，在其不断发展、更新的过程中，只需借助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机器终端，人们可以免费获得任何所需信息。因此，比身边的人多具某方面知识已经不再构成竞争优势。常规的白领和蓝领工作，更多地可以由机器人替代。所以，在新的创新经济社会里，个人唯一的核心竞争力、人类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附加价值，体现为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创新”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登月迈出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创新的那一步。在大量科研成果解决了诸多技术问题之后，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听起来难免陈词滥调，但是其中的曲折与弯路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味。在这当中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鼓励科技进步、加速创新，为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然后，再用这些财富去支持新的创新，构建起了“美丽的”良性循环。
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孕育”创新，就会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更多的社会问题就会得以缓解甚至解决。所以，创新在为“创新者”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更多地创造了集体财富、社会财富。
在我看来，创新活动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创新能够为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比如说iPod、iPhone这样的产品。这种意义上的创新者需要相当程度上的天赋，甚至天才，比如史蒂夫·乔布斯；
第二种创新是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带着创造力去解决问题，寻找问题更佳的解决方案。
相对而言，第二种创新的影响弱一些，往往是人类基因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对于创新而言，基因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术语。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创新者的，并不主要是其天生具备的东西——虽然有些人天赋异禀，后天所学才是更为重要的。创新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但也有后天的培养——我们周围环境的鼓励和教导。
成功创新者不可缺少的素质包括：
好奇心，善于提出好的问题，以及渴望获得更深入的理解的一种习惯；
协作，始于倾听和学习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和专业知识上存在很大差异的人；
关联性或整体性思考；
行动和实验的偏好。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这里所列出的技能和思维习惯是可以被培养、传授和指导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认为有些人天生具有创新性和主动性，而其他人则并不具备。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给予合适的环境和机会，大多数人都可以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
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需要一个推崇想象力、崇尚合作和交流的社会文化，因为想象力、合作、交流这些特质与技能，对于创新的培养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从“玩耍”开始。
就人类的本性而言，都有“玩耍”的欲求。无论是童年时期探索世界，还是作为成年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数学家，寻找新的可能性、新的思路，这些是人类的最高形式的表达，全部都是从“玩耍”的初心开始。从玩耍开始，带着好奇心，勇于提问，积极展开人类的对话，这就是文化上最重要的。
奇思妙想就是一种成人的玩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会为他们“曾将警车放在15层楼高的圆顶上”的恶作剧感到自豪。玩耍对成年人的学习和孩子的学习一样重要。因为，它一方面是激情和觉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内在动机。事实上，内在动机和创造型思考比单纯的技术知识更为重要。
应试教育的死穴恰恰在于它没有给孩子们留下“犯错”的空间
当戴尔和格雷格森在微博中因为他们的研究而被采访时，格雷格森谈及了创新能力的丧失。“如果你看到4岁的孩子，会发现他们都在不断问问题并想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但是等到他们6岁半的时候，他们停止了问问题，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比起挑衅性的问题，老师更重视正确答案。高中生很少表现出好奇心。等他们长大了，到企业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好奇心已经消耗殆尽。80%的高管花费不到20%的时间去发现新的想法。”
其实并不是只有格雷格森持有这样的观点。肯·罗宾逊（KenRobinson）近期的著作《元素》中描述了很多抑制好奇心和创造力发展的现象。他经常说我们的创造力被教育搞没了。
研究创造力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登伯格（Robert Sternberg）对此也十分赞同，曾说：“创造力是一种习惯。问题是，学校有时也把它当做一个坏习惯。和任何习惯一样，创新既可以被鼓励也可以被抑制。”
事实上，人类的好奇心、创造力与生俱来，问题在于这些特质确实往往在童年时期被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过程削弱，甚至磨灭。
童年时期，满嘴 “十万个为什么”的小朋友会被训斥，很多国家的教育过多地关注应试教育，关注于学生如何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遗憾的是，这些“考试”对于培养创新者的帮助微乎其微。
教育机构，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的层面上，其本质是比较保守的。这个现象背后总是有着一些重要而站得住脚的理由。毕竟教育体制一开始就是要承担一个非常“保守性”的任务，那就是，保存我们的知识“资本”，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与此同时，这样的知识也可以带来极大的个人满足。况且，知识对于创新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完成了相关基本信息积累之后才能判断出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进或者变革。
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传授学科知识的方法往往是事倍功半。教学往往只是一个通过死记硬背来转移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则很少有机会提问，或者自己发现一些东西，而这个缺失的环节确是创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学生内在的好奇心往往会受到一些侵蚀——孩子们因为上学反而失去了好奇心和创造力。
传统教育模式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信息量本身是以指数级增长的。即使是在一个给定的领域里，一个人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相关知识。一个老师越是试着教给孩子更多的知识，那么学生就越会觉得“学海无涯”。结果就是太多的学生从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只懂得如何通过考试，但是再也不想学习了，而且缺少真正重要的技能。
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社会精英，进而进入统治阶层，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活动。
问题在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国家，这些我们用来筛选人才的考试全都无法考核创造力、创新能力、冒险、试错的能力，这些能力往往是创新最为需要的。
遗憾的是，非但无法通过考试评价个人的创新能力，反而恰恰是为这些考试做准备的过程抹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想象力等特质，因此，应试教育无法为创新经济服务。这并非只发生的中国，它存在于任何一个过度依赖应试的国度。
什么能够帮助年轻人成长为一个创新者？
除了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中有着悠久的发明史。中国教育系统应该更多地继承中华文明的艺术传统，削弱科举制度对于今天教育制度的影响。这些努力需要国际对话与交流。或许某一项调查所呈现的事物未必全面，但是碰撞带来的是思考。
我个人的建议是，首先要打破应试教育系统的魔咒。探讨各种教育模式的优势与成果，鼓励合作、鼓励创新、鼓励试错，这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这个世界上，想不经历失败而径直走向成功是基本不可能的。应试教育的死穴恰恰在于它没有给孩子们留下“犯错”的空间。试错，才是人类不断学习的前提。
只有不依赖“考分”的教育系统才有机会鼓励学生不断尝试新的事物。孩子们不需要获得更高的考分以争夺进入大学的有限机会，每个年轻人都有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选择高校与专业的资格，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备胎”，而不是一旦在某场关于分数的竞争中“失利”后，就会被“机会”淘汰，如此情况下，年轻的生命还可以“为所欲为”。
与其称为“失败”，不如称之为“循环重构”
课堂上，孩子们所学的学术内容应该是基于情境的，而不是孤立的——它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一个工具，而知识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目标。
期末考试不应只是看学生们背诵了多少课本知识，而是看学生能否很好地利用学术内容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团队协作和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应是教学在学生身上重点开发的项目。将奖励个人成就与成功，向强调团队合作倾斜；将传授和测试非常具体的专业知识，向以问题为基础、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倾斜；将严重依赖成绩和GPA等外在激励，向崇尚探索、授权、玩耍（或称为“奇思妙想”）所激发的内在动机倾斜。因为，团队合作、跨学科解决问题、内在动机、给予行动者冒险所需的自信，这些也是一个创新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常识，能够让学生为创新型公司的工作做好准备的课堂，一定会创造一种最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文化。
我曾经和哈佛大学技术与创业中心老师保罗·波提诺聊起这个话题，保罗认为创新恰恰也是大学教育所面对的挑战。今天，显性信息的价值正在快速地趋近于零。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是人们根据所知能够做些什么。事实上，真正的学习只发生在实践之中，发生在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中，发生在人们寻找答案的道路上。
如今，大多数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之高，都要求我们提供与以往不同的教育。通常，学生受到的训练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高度专业化使之难免越走越“窄”，但是当他们试着应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广阔的思考。
我问谷歌公司人才部主管朱迪·吉尔伯特，大学应该怎样培养学生才能让他们适应创新公司的工作，她告诉我：“我们需要消除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要想应对现实中的问题，需要采用更加跨学科的学习方法，此外学生也需要有一些合作解决问题的经验。”
除了更深层次教育系统的改革，对于年轻的具有创造力的问题解决者，我发现他们的老师和家长都会持续地鼓励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鼓励他们去冒险，甚至犯错，关键是从中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鼓励孩子们更多的探索性的游戏，鼓励他们将个人兴趣发展成为未来能够持续关注一个问题的热情，同时鼓励孩子们对于“标新立异”的追求，并为之付出努力。
一个孩子创新能力发展中的核心要素，就是父母培养孩子的理念。合格的家长往往喜欢与孩子共度时光，把学习看成是从试错中发现的过程，注重培养子女学习和探索的自信和内在动力，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学习不应该是单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例如为进入更好的大学或者获得更好的工作。事实上，学习本生就是目的。
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那些基于课程内容的测试题，但是基本没有信心徒手设计出什么东西来。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要做的恰恰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和展示实践项目的价值。于是，教学过程中“授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授权”意味着学生们可以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从来没有见过的难题上，而且也可以实践一些从未用过的技能。
然而，遗憾的是，我极少听到任何年级的老师说他们想授权给学生，我当然更没期望从研究生课程的老师那儿听到。在一个创新的世界里，知道怎么在新情景和问题中去应用课堂所学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老师授权给他的学生时，他在做两件事情：其一，通过让学生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来教他们技能；其二，建立学生解决问题的自信。面对试卷，学生之间不被允许任何形式的“合作”，此类行为无疑被视为“作弊”。
在一个“有趣”的课堂上，学生不应该单单是被好成绩所驱动。他们被激励，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团队，因为他们需要解决有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把多渠道学到的东西整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学到东西，而且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更有成就感。
至于雇主，我仅以谷歌为例，谷歌每个星期允许任何员工有一整天的时间自主选择项目，我认为这一天恰恰就是这个企业不断迸发出创新灵感火花的源头。
我始终坚持“试错”才是人类不断学习、进步的前提。因此，教育必须鼓励试错的勇气以及精神智力上的冒险精神。
传统部门往往以其历史悠久的官僚制度和许多过时的传统许诺给年轻人以未来生活的保障。一般来说这个系统更加吸引的是那些逃避风险的人。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也往往强调谨小慎微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学生对风险的回避常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呈现。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学生必须学会判断老师想要什么，然后把这些呈现给老师——不管是问题的正确答案，还是完成一篇论文。
在大多数的传统教育环境中，学习大多只是消化的过程。中学和大学里的大部分时间，学生只需听课。学生们消化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些毫无联系的信息片段。学生必须把他们消化的知识记住，然后去参加考试或写一篇论文。他们并不需要去运用所学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去了解这些知识在现实世界之中有何意义。
由此观之，我们就不会奇怪学生们考试结束之后就会忘记其中大部分的知识，就不会惊讶于他们对于下一个阶段的教育与职业发展的准备是何等的不充分。
21世纪，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能用你的所知创造什么。今天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掌握的唯一重要的技能，是创造新知识，并运用新知识去解决问题。所有成功的创新者，都掌握了这样一项本领，那就是自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并且能用新的方法去运用这个知识。
最富创新性的企业往往感恩失败的经验。设计公司IDEO的座右铭“速败常新”，提倡一种叫做“快速原型”的方法从失败中学习。他们会在产品早期设计阶段，通过产品模型来测试这个产品概念的可行性。即便很多产品会“夭折”，但是与其称为失败，不如称之为“循环重构”。
我们的教育同样应该鼓励学生去尝试和冒险，从失败中学习而不是惩罚他们的失败，把试错或者失败看作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遗憾的是，这样的课堂还是非常难得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课堂正是我们可以不断期待的。
文章来源 | 文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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