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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叶兆言:大学生活很简单,做好学问和爱情两件事就好了 [打印本页]

作者: 小小熊    时间: 2015-5-26 10:39
标题: 叶兆言:大学生活很简单,做好学问和爱情两件事就好了
叶兆言
2015-05-26 09:08
【编者按】



       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本届主题为:“思想改变世界,人文塑造心灵”。本文为著名作家叶兆言在论坛上的演讲稿,他认真地做了准备,“想说些掏心窝的话”,之后又咬着牙、忍着肩肘严重疼痛整理出来。澎湃新闻经作家本人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同学们好,各位老师和领导,你们好。每次到大学来参加讲座,都有些忐忑不安,既高兴,又害怕。高兴是喜欢这里的气氛,我觉得大学环境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学是个相对好一点的避风港。有人形容今天这个社会,说眼下的现状就是,无论你什么人,无论你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或者没钱,混得好混得不好,都会感到非常失望,感到非常不满意。这是个普遍情绪,也可以看作是当下的最大失败,一个社会,说起来还是盛世,到处欣欣向荣,为什么会有这样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我说不清楚。

       然而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我知道这里也会有很多问题,学术场所正在变成官场,做学问越来越不像话,凡事都有相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相对起来,学校还是要好得多。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里有着太多学子,有着太多想获得知识的年轻人,人们在这里期许着未来。不管怎么说,年轻总是好的,年轻起码意味着你们还没有完全学坏。我喜欢学校里的青春气息,喜欢那种简单的读书求学氛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这句俗语,我觉得它绝对是对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更省心的事呢?

       为什么又有些害怕呢?这是因为学校除了让人想到求学,想到读书,也让我想到考试。我是个对考试深恶痛绝的人,一想到在学校里还要考试,就忍不住要产生一种逃学冲动。说起来,我也是考试制度的得益者,我知道,虽然我是那么讨厌它,可是没有高考,也就没有今天。我常常会对别人说,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有幸考取大学,考上大学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如果你们也有过像我一样的经历,中学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没有大学可以考,成天和机器打交道,然后突然有一天,高考恢复了,终于获得了学习机会,你们就会明白上大学对我来说,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必须强调一点,我并不是说当工人就怎么不好,就怎么委屈,想说的只是我非常地想读书,喜欢读书,而进入大学,意味着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赶快回到害怕考试上,考试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因为考试,你获得了进大学的机会,同样是因为考试,又让你感到在大学里很不自在。我不知道今天大学的考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读大学的时候,对付考试就像对付天敌一样。

       在大学里没有什么比无聊考试更糟糕的,越是糟糕的老师,越是糟糕的课程,就越会把考试当回事。拿着鸡毛当令箭,前些时候,有人在政协会上提出要取消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政治测试,很多人表示赞同,有人很认真地问我赞同不赞同,我说我不赞同。问的人很吃惊,他想不明白一个一贯讲自由的作家,一个不喜欢考试的人,竟然赞成考研要考政治。他很气愤,说现在最激进的观点,是连外语都不应该考,你却还赞成要考政治?

       他不知道我说的是气话,按照我的想法,最好什么都不要考。因为今天的考研,不只是政治,不只是外语,包括那些所谓专业课,胡扯的地方实在太多,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一旦成为目的,手段也顺理成章地演变成结果。好吧,这个话题今天不说了,我在澎湃上有专栏文章,有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专谈研究生应该怎么去考,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今天在这就不说了,离题太远。

      

把爱情做好的道理跟做学问一样

       很多年以前,在苏州大学跟同学们聊天,说大学生活其实很简单,年轻的学生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了,第一个是把学问做好,第二个是把爱情做好。说老实话,你们在大学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干,能把这两件事做好已经很不错了。我说的学问和爱情都不是大不了的事——当然,也可能我和别人的说法不太一样——我说的学问是你们要学会问。学问学问,不是说你们吞下了多少本书,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拿到了什么样的学位,而是你们要学会问。学问学问,就是学会问,学会了问终生受用,学不好这个问一辈子害人害己。

       把爱情做好的道理跟做学问一样,青春是美好的,在美好的岁月里,你们更应该把爱情这道大餐做好。当然,这个也不用我来教你们,现在的孩子有很多从初中开始就已经很有经验,如果要说起泡妞、把妹、调戏帅哥,坐在下面的诸位恐怕有很多早就是高手。我作为一个过气的上岁数的人,想跟你们说的,是你们不仅要琢磨如何获得爱,如何猎取爱情,更重要的是学会付出爱。爱不仅仅是得到,更重要的是能付出。你们都属于独生子女一代,这一代人,不缺乏爱,很轻易地已经得到太多爱,你们早就习惯了别人给你们爱。现在,到了大学,你们应该习惯要给别人一些爱。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学校要学会爱,要学会去爱别人,爱所有的人,兼爱同学,兼爱老师。爱情不仅仅是让别人爱你,不是说有个男孩追你,有个女孩为你睡不着觉,更重要的还是你们得有爱别人的心。我希望你们爱情圆满,找到心仪的爱人,希望你们的心灵被爱所填满。当然,我更希望你们不仅仅是得到,更希望你们能够付出。

       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境界,境界不同,生活态度也就不同。我想这个世界上,关于学问,永远都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问别人,一种人喜欢问自己。前一种态度的人生是快乐的、简单的,因为他总是在向别人追问,总是和别人过不去,他总是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给问糊涂了。追问别人常常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深刻:“人生难道应该是这样吗?”“我们吃饭仅仅是为了活着吗?”有一位叫阿多诺的高人曾经这样宣布:“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中国追随者也喜欢这样追问:“社会上有这么丑恶的现象,作为一个作家,你还在心平气和地写作,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牛人都喜欢用这样的反问句责难别人,就像老师居高临下地考学生一样,动不动扯出个题目,结果便活生生地把别人问傻了,考蒙了。

       以己之长克敌所短,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智慧。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会跟巴顿将军谈《乱世佳人》,当然人家巴顿将军也不屑谈这个,他只要把仗打好就行,他只精通打仗这门学问,得不得奥斯卡奖跟他没关系。中国当代也有个能打仗的将军,叫许世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我所在的江苏省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位标准的武夫,让他管理一个省真是天知道。在“文革”中,让许世友最为难的恐怕还不是如何管理一个省,而是要他硬着头皮去读《红楼梦》。《红楼梦》在“文革”中变成了一本神书,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个批示,让许世友要读懂《红楼梦》。为什么呢?因为毛认为贾宝玉是一个革命者,认为《红楼梦》是一本阶级斗争的教科书。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许世友一边喝茅台,一边在枕头边搁一本《红楼梦》,还没读就睡着了。

       有一种深刻叫假装深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永远都不要去做那种假装深刻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是个学生,始终都要保持着一种谦虚的学生心态。事实上,我的人生总是在害怕自己会出错,总是在被考试,有能耐的人考别人,没能耐的被别人考。我显然是个没有太多信心的人,高大上与我没任何关系,我不习惯用问题去为难别人,更愿意做的事情是为难自己。常常要追问自己,会信心不足,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面对那些想从你这里得到教诲的学子,我这么信口开河对吗,别人能不能理解,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问傻了,自己把自己给带到了坑里,深陷在问题的沼泽地里出不来。

      

思想能够改变世界

       “思想改变世界”是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你们学校进行系列活动的一个口号,我却把它当作了一个考试题目。自从答应这个讲座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思想能否改变世界,说老实话,这个问题真把人给带到了陷阱里,很有些自作自受的意思。题目也是我自选的,你们的杨扬老师让我过来随便说什么,谈谈小说也行,谈谈写作甘苦也行。杨扬老师很厚道,不考我,可是我很傻很天真,心里就想,怎么能随便呢,必须得有个题目。后来又有主办者跟我联系,谈到了“思想改变世界”这个标题,于是我就随口回答,好吧,我们就谈谈这个思想能够改变世界。

       这个就是做人不够慎重的报应,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真定下来,才发现这个题目还真说不清楚。首先这题目太正面,太励志,太心灵鸡汤,也用不着我来回答,更不需要我来解释。思想能改变世界吗?当然能,根本用不着多说。打个最不恰当的比方,思想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称王称霸的就不是人类,应该是狮子和老虎。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厉害,就是会思想,单凭打架斗狠,人类根本不是那些野兽的对手。

       因此只能换个角度谈,说些与别人可能不一样的话。我想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草地上扯一块大白布,天黑了,来了很多人,都盯着那块白布张望。我是个有点好奇心的孩子,常常会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研究倒影。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棘手,有些门槛过不去了,我便绕些道走点弯路,换个角度重新思考。

       我想到了王小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驴子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去了,当时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大家高高兴兴地都去了,毫不犹豫。今天再谈到这个话题,总是说可惜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都浪费了,可是在当年,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想法很对。很多文化人都觉得这个创意很伟大,是一个了不得的创新,让有知识的年轻人到农村去,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怎么说都很正确。我的岁数不够大,如果年龄赶上了,我肯定也会下乡,因为我父母绝不会反对,他们绝对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王小波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一腔热血下乡去,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地干最重最脏的活。他们到了一个山区,去之前,很多苦活都是驴子干的,譬如驮东西上山,譬如犁地。年轻人不怕吃苦,本该是驴子干的活都承包了,结果当地农民就把驴给杀了,吃了,因为驴子似乎也没什么用了。这听上去很合乎情理,王小波他们任劳任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是有一天终于发现不对了,出大事了,他们是来改变这个落后的世界,临了却发现自己被改变了,被落后的世界改造了,他们变成了驴子。

在山东插队时期的王小波。

       王小波的例子充分说明,一方面,思想确实可以改变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可以改变思想。思想的力量巨大,世界的力量同样巨大,谁胜谁负并没有一定。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现实就是现实,良好的愿望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为天真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大。画饼永远不能充饥,想当然往往是没有什么用的。

       说完了王小波,不妨再说说李敖。据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太喜欢他,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我说一个他过去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台湾很不民主的年代,思想反叛的李敖吃饭成了问题。人是铁饭是钢,没饭吃就活不下去。一个朋友便让他改学生作文,一改就是一大堆。这一大堆的学生作文中充斥着陈词滥调,因为批改这些烂作文,李敖感到了暗无天日,感到了人生的无趣。写作本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可到了学生手里,变成毫无趣味的作文,整个世界都变得无聊起来。李敖就想,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天天都是和这种作文打交道,活着也没有意思。

年轻时的李敖。

       我自己也有过相似的一段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最火爆的日子里,我曾经在一家文学院兼差,帮文学青年改小说、改散文。那段日子还在读研究生,兼这份差事的目的,无非是为女儿挣一份牛奶钱。记得当时每回一封信,可以得到两毛五分钱。这些回信让我痛不欲生,倒不是说这些回信太廉价,而是真的不明白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非要写作。他们的文字中没有一点点快乐,甚至没有一点点文学。在那个文学发烧的时代,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文字,都在编故事说社会问题,说伤痕,好像是说了一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说。目的却非常明确,很多人写作,不是热爱文学,不是有什么话非要说,只是希望能够发表一点文字,能够用发表的文字改变自己命运。农民希望通过写作进城,工人希望通过写作离开工厂。

      

口号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思想

       为什么在“思想改变世界”的论坛上,我会想到上面两个故事呢?为什么学生的作文会那么差劲?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时期,小说会写得那么惨不忍睹?我觉得其中很次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的心思其实都不在怎么写上面,本质上都是不想写,都不愿意写,又不能不写。只不过是因为老师布置了,或者是因为写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获得什么样的利益,结果就勉为其难勉强为之。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大家都认真去做,未必能做好,要是不认真,一定做不好。

       那么还有没有写不好的更重要原因呢?我想当然也是有的,这个恐怕就要让“流行的文化”来承担责任。什么叫流行的文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写得非常难看的那些文章中,常常最不缺的就是流行口号。不妨看看过去一百多年里流行的口号,先说晚清,晚清曾流行的一句口号叫“军国民”,这口号早变得陌生了,在当时非常著名非常励志。什么叫“军国民”呢,就是全民皆兵,就是先军政治,理由是我们因为落后挨打,要强大就必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两个原因使得这句风行的口号在后来变得毫无意义,一是甲午之战,我们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正所谓“欲御侮而适以召侮”;二是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臭名昭著,没人再好意思提起,军国已经变成了十足的贬义词。军国民的思想影响过一代人,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这种潜在的影响,仍然有可能沉渣再起,死尸还魂。我知道在座的有历史系同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阀混战内乱不断,与当时一代年轻人受军国民思想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恐怕很值得你们去研究一下。

       话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到文化上来,回到学生的作文上。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文化,一个时期的流行口号,最容易出现在学生的作文中。所谓学生腔、烂作文的价值观,一定是包含着流行文化和时髦口号。自晚清以来,口号的神奇作用从未停止,只要有口号存在,天真就会有用武之地。口号既可能是个空洞,更可能是个黑洞。不管在什么时候,冠冕堂皇的口号总是在影响和左右学生。口号住住可以代替思想,譬如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譬如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譬如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譬如后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新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中,我写到了汪伪时期的小学生作文,那时候的学生腔就是跟着汪精卫空喊“反共才能救国,救国必须反共”。作为一个大汉奸,臭名昭著的汪精卫永世不得翻身,可是在沦陷时期,南京中小学生绝对不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写作文就是写作文,就是老师交待的一篇文章,写了也就写了,写了就算完事,只不过是一门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大多数孩子不一定喜欢作文,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种心态与大家平时空喊喊口号差不多,喊了也就喊了。我在此无意讨论一个口号的正确与否,对学生来说,对错有时候并不重要,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历朝历代都这样,空洞的口号总是难免。

       我想说的,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口号,而是口号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思想。钱锺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里留下了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

       这一段文字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无知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会变得理直气壮,一旦把无知当作是有思想,这就变得可怕了。为什么无知的人更容易自以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空洞的口号所影响,被夸夸其谈的口号所鼓舞。口号有时候会成为思想的代名词,我们经常会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的。古来万事贵天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些至理名言会让无知的人产生错觉,以为什么也不用学习,什么也不用训练,完全是依靠本能,就可以在艺术的江湖上厮混,就可以在文坛的圈子里胡说八道。不学无术常常是有原因的,没有那么多天生,也没有那么多自然而然。现实根本不是那样想当然,好比作文课上老师对学生说,只要把你们的心里话写出来就行了,怎么想就怎么写,不知道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心里话,不知道孩子们根本没在想。

       不止是学生,很多时候,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心里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究竟还是不是在想。一味率真,结果也就只剩下了率真。我们应该明白,学生作文写不好,跟老师肯定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许多老师自己就写不好作文。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是老师,已经可以给别人出题目写作文,于是便误认为自己天生会写作,把自己根本写不好作文这事给忘了。我们处在学生阶段时,还有可能是虚心的,会小心翼翼,一旦成为老师,一旦为人师表,就很可能忘乎所以,仿佛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贵妇,无论她是多么时髦,无论喊出来的口号有多么响亮,跟文盲没任何区别。

       我经常有机会与一些名校的语文老师打交道,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当下的中学生作文,不时地会谈到一个话题,这就是为什么学生的作文越写越差,小学生写得比初中生好,初中生写得比高中生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推到高考身上就能一了了之,不止一位老师跟我说过,说今天的中学生都没有思想,因为没什么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刻文章,或者说写不出有深度的文字。深刻和深度是许多语文老师的口头禅,他们经常要给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减少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编教材的人也在放弃思想性,放弃了鲁迅式的批判,放弃了人文的坚守。在与学生进行对话时,我听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发言。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儒学传统的国度,代圣人立言是世代相传的学风。即使“文化大革命”,即使在那样一个最没有文化、最没有思想的年代,分析文章仍然是要强调主题,强调中心思想。当年我在学校读书,最大困惑就是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心思想,因此,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喜欢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直截了当地说,写作最基础的其实只是一种写作能力,在校期间,老师教,学生学,说到底就是要挖掘和发挥这种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比中心思想重要得多,不仅是作家要具备,也是每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具备,我们并不是为了未来要当作家才学习写作。

       就像是学外语学古文一样,写作也是要训练的。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写,最后能写好很正常,写不好才不正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训练的重要,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写古诗,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训练,没有人天生会写,人生没有捷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会就是不会,不能就是不能。因此,在今天这个“思想改变世界”的论坛上,我更想强调行动的重要。光说不练永远都是个假把式,写多了,你们就明白了,写多了,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知难行易,写作能力只有通过努力去写,才能最后锻炼出来,不止是写作,你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难题,都只有脚踏实地去做,才能够真正解决。

       “思想改变世界”这句话太大,太遥远,它很可能永远都是口号。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想强调的,是先去改变自己,让口号首先落实到自己身上。毕竟,只有改变了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最后去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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