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莉：孩子成绩不好，那就让他去运动吧！

长期以来，为了挤出更多时间让学生背诵和练习书本知识，学校不重视体育课，文化课老师常常霸占体育课时间，家长不重视甚至阻碍孩子参与体育活动。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却表明，运动不仅有助于孩子身心健康，还能让孩子学得更好，对培养孩子综合能力也有极大帮助。

运动提高学习成绩

有一个实验清楚地说明了运动跟学习的关系。

芝加哥附近有一所中学实施零时体育计划，即在没正式上课之前，让学生早七点到校，跑步、做运动，要运动到学生的心跳达到最高值或最大摄氧量的70%，才开始上课。

一开始时家长都反对，孩子本来就不愿早起上学，再去操场跑几圈，岂不一进教室就打瞌睡？结果发现正好相反，学生反而更清醒，上课的气氛好了，记忆力、专注力都增强了。

原来我们在运动时会产生多巴胺、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这三种神经传导物质都和学习有关。多巴胺是种正向的情绪物质，人要快乐，大脑中一定要有多巴胺，我们的快乐中心伏隔核里面都是多巴胺的受体。我们看到运动完的人心情都愉快，打完球的孩子精神都亢奋，脾气都很好。

血清素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有直接的关系。血清素增加，记忆力变好，学习的效果也更好了。很多抗忧郁症的药都是阻挡大脑中血清素的回收，以使大脑中的血清素比较多。正肾上腺素跟注意力有直接的关系，它在面对敌人决定要战或要逃时分泌得最多。正肾上腺素使孩子的专注力增强。所以学生心情愉快、上课专心，记得快、学得好，自信心与自尊心也提升了。

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将学生最不喜欢、最头痛的课，如数学，排在上午第二节课上或下午第八节时上，结果发现上午那一组的学习比较好，好到两倍以上。因为运动完的神经传导物质在上午第二节课时还在大脑里，但是到下午时就已经消耗殆尽了。

一学期下来，这组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比正规上体育课的学生高了10%，而且打架事件也减少了。在全美30%的人过胖时，他们学校只有3%。这些数据开始让美国的父母看到运动对孩子的学习和行为的帮助，就不再反对零时体育计划了，反而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学校运动。现在美国已有很多州在推动这个零时体能运动。

研究者也发现在斯坦福成就测验中，那些体能好的学生数学胜过全体的67%，英文胜过全体的45%。2004年由小儿科医生、认知科学家等组合的团队对学生健康做了一个评估，发现一周只要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就能大大提升孩子记忆、注意力和教室行为的正向效果。

看到运动对学生学习和行为的好处，学校体育课节数不但不该减少，还应该增加才对，我们应该让孩子用最自然的方式来提升他的体能与学习效果。

运动是坏情绪的宣泄渠道

孩子的攻击性，需要透过教育来引导、升华为正面行为。除了良善行为的认同学习外，多运动是很好的宣泄管道，能让大脑分泌多巴胺，使孩子拥有正向的情绪。

很多父母觉得很奇怪，他的孩子从小捧在手心长大，不曾被打，也不曾看过别人被打，为什么进了托儿所、幼儿园后会动手打人？他从来没有模仿的对象，这个暴力的动作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模仿的确是最原始的学习，既然没有模仿对象，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出现呢？原来，它是从我们祖先——动物身上来的。动物在世界上生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基因传下去。为了传基因，需要交配，所以弗洛伊德说“性是个本能”。我们也的确看到每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种族独特的求偶交配的方式，没有人教都自然会，连关在笼子里长大，不曾见过其他同类的动物，见到异性，也会立刻展开它的求偶仪式，所以“性”是动物的本能。

为了达到这个“性”的目的，必须同时还要有另一个本能，就是攻击性——击退情敌，独享交配权。在资源匮乏、“僧多粥少”的大自然里，攻击性是我们祖先确保基因传下去的重要本能，如鸟类的唱歌和领域防卫，就是为了把基因传下去而发展出来的鸟类独特行为。每年春天，公鸟在确定了它的势力范围后，就开始在枝头唱歌，招揽异性。它的歌声越婉转嘹亮，表示它的身体越强壮，生殖能力越强，以此昭告母鸟：嫁给我，你的下一代会是最强的。

母鸟一般比较会为下一代打算，它在决定终身之前，会先确定下一代有饭可吃、有保护、不会冻饿，可以安稳长大。公鸟当然也很晓得这个轻重，所以它会先找好地盘，把它的势力范围展示给母鸟看，请母鸟决定。凡是它认定是自己的领域，别的鸟侵入时，它就会发出尖锐的警告叫声，俯冲下去将敌人赶走。

我们以前做实验时，曾经划出旧金山双峰白冠麻雀的势力范围，发现每只鸟的势力范围不同，成不规则形状，依那块地的食物资源（虫类）多寡而定，也依它预备生多少孩子而定（年头不好，如加州干旱时，鸟类下的蛋就少）。鸟类在保护它的势力范围时，是非常凶狠的，所以暴力和攻击性是为了生殖和生存，在演化上变成我们的本能。

我们从一个左脑前区受伤的病人身上看到，原本温文儒雅的绅士，因为左脑失去抑制右脑的能力，使得他的动物本性脱缰而出，变成色情狂、暴力狂，家人避之唯恐不及，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因为性和暴力的本能掌控了他的行为。

对于这种动物本性，在人类征服了大自然，进入农业社会后，变得非常不好用，只好用道德和法律的力量来规范它。因为要改变一个行为，最好的方式是从心中认同做起，从小用教育的方式来升华人的动物本性，所以马克吐温才会说“花椰菜是受过教育的包心菜”。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超越动物的本性，方法是将这些野性变成公平竞争的运动技能，在合理的条件下发泄、纾解出来。

了解人的暴力、攻击性的来源后，我们应该尽力推行体育，让暴力有适当的管道发泄出来。运动会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促进我们的正向情绪，使我们不易得忧郁症。运动还能加强团队合作的默契，因为21世纪又回到了我们祖先生存的方式——用团队的力量求生存，去并吞别的公司或跟别的公司竞争，不再像以前一样单打独斗了。

我们一向不注重体育，常把体育课调去补英文或数学，殊不知希腊人早在两千年前就看到体育的重要性，他们的孩子16岁以前最注重的便是体育。有了强健的身体，知识才有意义；失去健康和生命的话，再多的知识都无用武之地。

剥夺运动就是剥夺成长

朋友的孩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向我诉说初中三年级的痛苦。诸多痛苦中，最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学校挪用体育课去赶学习进度，母亲不准他放学后留在学校打篮球，要他节省体力念书。他说“剥夺了他生命的唯一乐趣”，因此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还要睁开眼睛。

我发现很多父母都有这种迷思，以为运动是浪费时间和体力，其实，运动跟智慧有直接关系。有个实验研究500名学生运动和学业成绩的关系，发现每天上一个小时体育课的孩子在考试成绩上比较好。大学生参加运动计划后，学业成绩也上升了。连50岁的中年人在参加四个月的走路计划后，心智的表现也比四个月前的提升了10%。另一个实验对象是65岁的老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科学家很早就知道运动跟情绪有关。运动可以抑制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化，阻止负面情绪的出现，打完球的人情绪都很亢奋，不会忧郁。实验者用老鼠来探究原因，发现运动时氧的大量消耗会促使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氧的需求增加了肌肉微血管的数量，使肌肉可以运动得更久。大脑也是一样，血液流动得越快，就能运送越多的带氧血红素到细胞上去，就可以做更多的思考，储存更多的记忆。

比如打篮球就是一个很符合演化目的的运动，它需要眼快、手快、脚快及决策快。球员拿到球大约只有千分之几秒的时间决定是自己投篮还是传给别人；若是自己投，大脑得马上计算球投进篮的概率，以及投不进时被别人拿去的后果。所以，鼓励孩子运动其实是促进他大脑功能的整合，对他以后出社会的应变能力有帮助。

从研究结果看来，每个学生都得运动，初三学生更需要每天运动。一方面保持心情的愉快才看得进去书；另一方面增加大脑血液的流动，促进海马回神经营养因子基因的表现，帮助记忆，读书才有效。运动不但不是浪费时间，而且还对学习有益。父母可以放心让孩子去打球、游泳，做各种运动。

同时，多运动不但可以少生病，还可以节省如忧郁症、失智症等许多慢性疾病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况且有好的体魄才能把所学的知识、技能长久地应用出来。

了解了多运动能促进大脑功能的整合，有益学习，增加思考记忆后，父母一定要放手鼓励孩子去参与打球、游泳等各种体育游戏活动，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运动能治疗“多动症”和抑郁症

运动对注意力缺失和多动症来说，也是自我控制的“良药”。目前医生给多动症患者所开的利他林，其实就是为增进大脑中多巴胺的量。如果运动本身就会分泌多巴胺，为何不用大脑自己本身的多巴胺呢？自己分泌的对大脑没有伤害，外来的现在已知会伤害伏隔核。许多第一线的治疗师都发现，武术、体操等需要大量注意力的运动对过动症的孩子非常有帮助，因为这些运动需要全神贯注，而且武术、体操比枯燥的跑步机有趣得多，孩子比较愿意持续练下去。任何运动都需要持之以恒，每天做，效果才会出来。

其实很多被大人认为是“皮”的孩子，只要给他们一个运动空间、一点时间，将精力正当消耗掉他们就不捣蛋了。相信大家都听过“猎人—农夫”的多动儿理论。说是在12000年前后，人类走向农业社会，开始定居下来之后，环境的改变使得过去的长处变成现在的短处了。在远古时代，如果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早就被其他动物吃掉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如果看到事情发生不马上采取行动，而是三思而后行的话，也会变成别人的晚餐，活不到成为我们的祖先。

这个理论认为多动儿其实没毛病，只是生错了时空。他们容易分心、冲动、冒险性强，其实这是远古打猎采集时生存者必须的特征，人类进化到农业社会以后，这些特征才变得格格不入。也就是说，他们是“猎人”，但是要在“农夫”的社会里讨生活，所以被视为异类了。

现在学者把过动症的人叫作“有爱迪生基因者”，不认为他们有病。爱迪生念小学时，被老师认为无可救药，叫他父母领回家，免得干扰别的孩子上学，但爱迪生却是有史以来，专利拿得最多的人。

多动儿并不是不能学习，他们只是不能在教室中安安静静坐着学而已；如果让他们在祖先生活的大自然环境中，他们可以学得很好。

现在治疗多动儿所用的利他林，是借由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来达到抑制注意力不足和过动的目的；忧郁症者所服用的百忧解则是阻挡血清张素的回收，使它们在大脑中比较多。　
既然“多动儿”不是病，但又必须适应“农夫”的生活，那么假如运动可以达到同样的药效，又何必服药呢？因此现在医生很鼓励“病人”用运动的方式来减少药物的服用，甚至替代药物。对于现在教室中越来越多的“注意力缺失”和“过动学生”，这不失为一个替父母分忧、替老师减压的好方法。

柏拉图说：为了让人类有成功的生活，神提供了两种管道——教育与运动。我们也越来越看到，这两种管道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运动也是治疗抑郁症的一剂良药。

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大量运动到他心跳最高数字的70%以上时，大脑中就会分泌多巴胺、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都跟情绪有直接的关系。临床实验也发现，忧郁症的病人每日运动，持续三个月后，百忧解的药量可以减少。运动提高人的警觉性、注意力和动机，使心智最佳化，还能促进神经细胞的连接，帮助接收新的信息，并产生新的神经细胞以接收更多新的信息。

哈佛大学的教授发表了长期追踪妇女运动与心智功能的研究。他们追踪18000名护士，发现活动量和活动时间对心智功能都有帮助。那些不爱动的护士在心智能力上比最爱动的老了两至三年。甚至一周只要动一个半小时，在心智能力上就比那些不爱动的年轻一岁半。

吃药和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治疗方式。运动的好处是操之在己，自己持之以恒，病情就会减轻。运动给病人一种自我操控的良好感觉，这种感觉会带回他对自己的信心，这个正向作用的效果比吃任何药都好。

文章来源|尹建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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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
储召生

张伯苓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回顾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张伯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里，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还是国民政府首届全国运动会(1910)总裁判和中国奥委会(1931)创始人，被尊为“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

张伯苓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何出此言？

| 强国先强身

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们都在苦苦寻求救国的良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改革之外，不少人还提出了改良人种的问题，所谓“强国必先强种”是也。

这或许是受近邻日本的影响。1853年美国培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之外，还提倡“文明开化”，鼓励日本女子与白色人种结合，以达到改良黄色人种的目的。

对于“强种”，张伯苓有自己切身的体会。1898年，年轻的张伯苓在海军通济舰服役，奉命到刘公岛执行威海卫租借权交接任务，一个中国兵和一个英国兵并肩而立的场景，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出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我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在天地的分别。”张伯苓当时感觉到极大的刺激和羞辱，多年之后仍历历在目。

在威海卫，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按照《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原日本租借的威海卫要租让给英国。因此，这边厢刚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上中国的龙旗，那边厢又要降下龙旗，升上英国的米字旗。多年之后，张伯苓回忆道：“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和日本人“强种”思路不同的是，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受日本的启发，清末翰林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张伯苓被聘为校长。南开推行日式的新教育，“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是其办学宗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张伯苓列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五大训练方针，列在首位的便是体育。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不仅仅是一项体能训练。“体育发达，非身体之强健已也，且与各事均有连带之关系。读书佳者宜有健全身体，道德高者宜有健全身体。”张伯苓认为，近代中华民族之大病有“愚、弱、贫、散、私”五端，其中“弱、散、私”三病均可通过体育来根治。

作为私立学校的南开，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有的事。但对于体育经费的投入，南开却不遗余力。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其重视体育的程度可见一斑。

| 强迫体育

“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回忆起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如此描述。

这就是张伯苓在南开推行的“强迫体育”。南开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强迫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的项目定时练习。学校每年都定期体检，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的学生，必须加强锻炼以弥补其不足。否则，不能毕业。如果仔细观察，南开的“强迫体育”其实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体育训练。如前文所述，南开各年级均开设体育课，按季节设有队列练习、柔软体操、轻重器械、技巧运动、健身舞蹈、球类及田径项目等。体育测试项目为百码跑、铅球、跳高、跳远、440码跑等。测试项目是硬杠杠，必须通过体育课和“三点半”后的课外体育活动，加强锻炼才能完成。

二是卫生习惯。南开的体育与卫生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是要求学生注意饮食，控制食欲。张伯苓认为，“普通少年大半以其胃口之发达，遂随意进食，毫无节制，乃伏后日生病之机”。其二是个人卫生和行为举止。南开校门侧立有穿衣镜，其旁镌有镜箴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如此重视对于国民体魄、身体姿势的矫正之举，曾引起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的极大兴趣。

三是严禁陋习。当时的中国，上得起中学、大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学生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人又讲究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富贵人家更是妻妾成群。并且，南开附近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有很多的赌场、妓院。这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张伯苓治下的南开，饮酒、赌博、冶游(嫖妓)、吸烟、早婚等是严格禁止的行为，犯者退学，绝不宽假。禁止这些容易让人精神颓废的陋习，就必须有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活动取而代之。这也是张伯苓在南开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的原因之一。

许多南开学子对“强迫体育”都有过美好的回忆。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 体与育兼营进

学校体育的重心在哪里？南开看重的是体育道德与体育精神。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

民国初年，社会上体育风气极差，运动场上无时不争、无时不闹，国民素质的低下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张伯苓看到了体育的独特作用。张伯苓认为，体育场上最培养“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

在张伯苓看来，体育运动不仅能治国人的“弱”，还能治“散”与“私”。体育比赛尤其是球类运动，能够强化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可治“不善团结、不能组织”的“散”病；体育比赛讲求法治、公平和竞争精神，可治“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的“私”病。这也是张伯苓极力主张通过体育改造国人形象、培养救国人才的原因所在。

张伯苓在南开提倡“运动仁侠”的精神。他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二、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这些要求，无不体现着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的重要性。

张伯苓甚至认为，在体育道德面前，“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张伯苓举例说，有的班级在跳高时，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问他为什么，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张伯苓担心，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张伯苓希望南开学子要有这样的“傻气”。

| 体育社会化、生活化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社会上种种关于“提倡体育”“振兴体育”“介绍运动”乃至“体育救国”的口号，他也始终存有戒心。

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张伯苓在《体育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今后之我国体育》，明确指出体育运动的范围不应限于学校，提倡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其实这也是南开体育的传统特色。

张伯苓认为，德智体三育之中，中国人最缺者为体育。“欧美人之知识发达，学术皆按科学之理得来。我国人固望尘莫及，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我国人竭力追之，犹可及也。至体魄，则勿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因此，南开的体育活动是“强迫式”的，体育运动会也采取普及主义，尽量让更多的学生上场比赛。

南开提倡的“普及体育”思想，与当时其他学校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于一些学校的“选手体育”做法，张伯苓是很不以为然的。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张伯苓说，“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

张伯苓以举办运动会来培养学生对体育比赛的兴趣，并促进社会体育运动风气。1908年南开学校成立四周年之际，举办了第一届全校运动会。此后，几乎每年南开都要举办运动会。这也成为南开体育的一大特色。南开还注重与京津许多学校的体育交流，如每年春秋两季轮流在清华和南开举行的两校篮球和足球赛，是当时一项极有社会影响的传统赛事。张伯苓、马约翰两位体育名人亲自带队，一时也成为美谈。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还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1910年10月，张伯苓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南京组织和举办了全国性的运动会，并出任总裁判，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8月，张伯苓发起并组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总负责人，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该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45年，张伯苓等决定申请第十五届奥运会1952年在中国举办，尽管未申办成功，但他“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的称号实至名归。

在体育乃至教育之外，张伯苓心里其实更有一个明确的强国梦。张伯苓说，“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张伯苓的中国梦，直到今天也难说已完全实现。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