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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丁丁糖 于 2017-3-15 15:22 编辑
从农村小学到北大,一代人的孟母三迁 (转载) 那天大学的同班同学L把我拉进一个微信群。尽管手机震了一个晚上,但当时我正抱着厚厚的卷宗,为准备晚上的中期报告焦头烂额。等手头上的事情忙完,一问才知道,这是我小学同学拉的群。 一转眼,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L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问他,还有谁现在在北京,有空可以聚一聚。L说应该没有。一连问了几个觉得应该混得不错的人名,回答却让人有几分失望 ——大多数人都仍然在原来的城市中生活,小学毕业后上了当地的初中、当地的高中,甚至大学。 在小学盛行的奥数比赛当中,当时聪慧过人的同侪,如今有的去了湖南、有的去了重庆,或者有的就在本省念了大学。还有一些人直接做起了生意或者开起了淘宝店,也混得小有成色。 L和我莫名奇妙地成为了一个班学生当中最会读书的两个人,机缘巧合都进了北大,又进了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有趣的是,只有我俩在小学毕业之后,陆续离开了那座城市,分别到了全省最好的两所高中。 有句话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一句成功学的话,用在这里有一种别样的讽刺意味。 ◆ ◆ ◆ 开学第一周,我的第一次转学经历
我小学第一个星期不是在后来毕业的小学念的。那时候妈妈作为随军家属和爸爸的部队驻扎在漳州市辖区内的一个村镇上,我小学的第一周就在这所“镇中心小学”度过。 镇上有很多大榕树,一条国道贯穿整个村镇。镇上的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小学的教学楼宽敞干净。一年级的教室外有被孩子们当作游乐场的健身设施,教室的楼内还有卖“卫龙辣条”小卖部。老师都是镇上的人,用半闽南话半普通话给我们教蹩脚的拼音。 第一周的课结束,我欢天喜地地回家,没有什么学习压力的一年级和幼儿园学前班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回家后妈妈对我说,下星期一你不用去上学了。 几年后妈妈跟我说,她觉得如果再读下去,我或许会重蹈她的覆辙。妈妈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生在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东园镇,妈妈也就在镇上念东园镇中心小学,听语文老师讲“窝闷爱棕国”的拼音。或许,她害怕了。 那时候部队和地方搞的“共建”方针,让部队随军子女可以就读当地的小学。然而已经开学一星期,入学工作都做完了。爸爸央求当时分管“共建”的叔叔,去试一试看看。 那是南方多雨的季节,爸爸借了一辆四面漏风的军用吉普,三个人到芗城区找分管共建的领导,未果,答复是要不就等明年再上一年级。 大雨瓢泼而下,城市的道路上积水弥漫。或许是老天眷顾,那天教育局的一个领导正好下班回家,遇上大雨正犯愁。那个分管“共建”的叔叔灵机一动,连忙上去搭话。既然本来就认识,正好送他一程。 四个人挤在军用吉普里,涉水缓慢穿越大半个城市,把领导安全送到家。一路上或许聊了很多,或许没有。临走前,那位领导答应,让我走“部队地方共建”的借读政策。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我又一次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漳州市最好的小学。 在这里我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同班的L后来又成为我大学的同班同学。 ◆ ◆ ◆ 放弃私校,我离开生活了6年的城市 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大家都奔着半私立的一中的入学考试而去。公立初中因为新世纪初的减负浪潮使得中考成绩远远落后于私校。在教学设施、老师素质和所谓的素质教育上,私校也远超公立初中几个段位。 考试科目当中,有区分度就是一科数学,考的是小学奥数的内容。从二三年级就开始重视奥数的我们学校的同学自然多被录取。我和L也不例外。 然而妈妈在很早以前就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在漳州继续念初中。妈妈作出决定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或许是我上小学前的一次成功的“跃迁”让她有了一种决心。 厦门小升初除了外国语中学外,都采取的是就近派位入学。虽然爸爸是厦门同安人,不过因为参军,户口并不在厦门。在厦门户籍政策还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妈妈就托关系把我和她的户口转回厦门。 先把户口从漳州迁到教育相对不发达的岛外,再到岛内的湖里区,再到名校林立的思明区。最后我和妈妈的户口就落在了我中学对面深田路一个集体户当中。派位结果出来,全家击掌欢呼,我不偏不倚进入路对面的第一中学。 那时候爸爸打算转业回地方,已经调离野战军,工作地点远在距离厦门四小时车程的闽北。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在厦门租房子,我还记得一个月是800块钱的一个小“陪读屋”。 所谓“孟母三迁”,或许不过如此吧。 ◆ ◆ ◆ 从全市最好的小学到全国最好的大学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进了好的初中,遇到有能力、负责任的老师。中考那年我和很多同学一起顺利升入这所中学的高中部。同年,我的小学同学L通过双十中学的“四地市”考试,也进入双十的高中部。三年以后,我们一同被北大录取。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十几年前的那一场南方的暴雨,我现在会在哪里?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那个在镇中心小学给卫龙辣条贡献了六年营业额的我,又会到哪里? 我明白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或许不需要念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好的大学,也能够成为非常出色的人或者非常幸福的人,就像大家常说的马云一样。 哪怕是我的妈妈,当初那个在东园镇中心小学念书的小女孩也一定不会想到近半个世纪以后,她会在全国房价排名前五的厦门,过上有车有房的中产生活。 但我没有这样的把握。 这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赌注。我没有这样的把握。我相信我的父母也没有这样的把握。在我的妈妈决定我不能在镇中心小学继续啃六年辣条的时候,在那个南方夏季的低气压带来丰沛雨水的那个下午,我相信她的心里是慌乱的。 她没有把握,自己的孩子在几年后能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够有一技之长而受人尊敬。这个赌注她用了半辈子去实践,好不容易在儿子上大学之后实现了自己的阶级跨越。但是她已经筋疲力尽,她没有多余的社会资源去帮助孩子实现这个社会跃迁。 我妈妈经常说,你看看你身边的同学,家庭条件好的早早就帮他准备好实习、海外志工、甚至一套在北上广深体面的婚房。她甚至不能够了解“实习”是去干什么,海外游学是去“学什么”,一套北上广深体面的婚房可能要花上她几生的积蓄。 她没有把握,所以她不得不带着孩子去一次又一次地“跃迁”,要上本市最好的小学,要上本省最好的中学,要上本国最好的大学。 她是在选择什么吗?不对,她其实别无选择。 她知道离开镇中心小学的那个小男孩可能还会继续啃着校门口涨了价的辣条,她知道派位进厦门一中的那个小伙子可能也考不上一个好的高中,她知道北大读完四年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子的那个年轻人可能还是回去送快递卖猪肉。但是她别无选择。 因为她知道,即便树林当中分出了两条路,那条隐秘的小径蜿蜒曲折荆棘密布。她没有这个自信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来。 所以在一次次选择当中她不得不去进行“跃迁”,让孩子可以走在一条更加顺利的轨道上。甚至更现实一点的问题是,她希望自己的孙辈、甚至重孙辈有一天可以不那么辛苦,可以说出“世界那么大,随我去看看”。 没有眼前的苟且,从何谈起诗和远方。 ◆ ◆ ◆ 难道选择比天赋更重要? 时至今日,L忽然把我拉进小学的微信群当中,我忽然想明白了两件事情。 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家庭这么焦虑?很多中国的爸妈会为了学区房、会为了孩子上一个好学这样疯狂?因为他们在实现这个阶级跨越的时候,承受了太多的不如意,走了太多的弯路。与他们同行的有太多的滑落者,而自己的孩子也随时有可能被打回原形。 他们当然希望孩子可以拉着小提琴在风景秀丽的江畔享受生命的大同,但是他们不希望孩子转身就要面对生存的压力。 他们不是不希望孩子快乐,不是不相信所谓的“快乐教育”。父母希望孩子幸福,比孩子自己都希望他过得幸福。但他们宁可孩子在自己掌心里不那么快乐,也好过孩子自己展翅的时候一落千丈。 撇开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谈,我们看到的是教育资源确确实实就是那样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却又会如此深远地影响学生的未来。 我上中学念竞赛的时候,特别不服气为什么两湖江浙的学生竞赛学生那么强?我觉得上帝在赐予每个人智慧的时候,不应该会有地域偏好。但这种差异切切实实存在,以致于形成一种足以忽略个体偏差的区域效应的时候,原因就在于后天的教育。 发生在我身上切切实实的例子,十几年后我回看我的小学同学,相似的禀赋下,为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考出来的两个人成为这个“游戏”的暂时的胜利者。但差别之大,仍然令人扼腕。 是这几所所谓的超级中学的错吗?是他们虹吸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吗?并不是,而是教育资源就是这么匮乏。 我念高中的时候,即便是少数几个实验班,有能力的好老师还是不得不平均分配到各个年级各个班上。甚至一些学科带头人,不得不常年待在高三,忍受高三高强度的教学任务。所谓的省内名校尚且如此。 ◆ ◆ ◆ 结语:一代人的孟母三迁 当然,或许我还没有能力和资格对社会现状进行这样轻佻的指摘。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很感激一路走来的种种机遇。 我的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因为家里穷,在高考后他只能选择军校——披上军装,意味着够领津贴补贴家用。我还记得小时候被逼着学奥数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打,但我仍然很庆幸父辈给我创造的环境。 进入大学后,我慢慢发觉:有的家庭,父辈就已然衣食无忧,子女往往就能走得比父母更远;有的家庭,如同我的父母一样,勉强迈入小康,子女在奋斗路上就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积淀,也终将会得到回报。 对我将来的孩子而言,虽然不敢承诺ta能当个富二代,但还是期望ta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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