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

小小熊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1、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2、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3、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 “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台湾、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 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联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 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提尔的《从0到1》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门的《匮乏经济学: 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 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小小熊

中国教育如何扼杀创造力

Nowadays people may admire China’seconomy, but not Chinese creativity.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art, music andmovies are derivative, and many a Chinese enterprise is merely a carbon copy ofan American one. China’s bestschools may produce the world’s best test-takers, but the United States’ best schools producethe world’s most creative talent.

如今中国的经济可能受到世人的青睐，但中国的创造力却另当别论。中国的建筑学、美术、音乐和电影都是舶来品，许多中国企业只不过是美国企业的翻版。中国最好的学校出产世界上最好的考生，而美国最好的学校出产世界最具创造力的人才。

In his book The Social Animal, David Brooksoutlines the four-step learning process that teaches students to be creative:knowled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ternalization (familiarity with material),self-questioning and examination (review and discussion), and the ordering andmastery of this knowledge (thesis formulation and essay writing).

大卫·布鲁克斯在其著作《社会动物》中把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学习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知识收集（研究），内在化（熟悉资料），反省和检视（复查和讨论）以及对这些知识的整理和掌握（论题的系统阐述和论文写作）。

However, this isn’t a linear process,Brooks points out, which means that the learner ‘(surfs) in and out of hisunconscious, getting the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processes to work together –first mastering core knowledge, then letting that knowledge marinate playfullyin his mind, then wilfully trying to impose order on it, then allowing the mindto consolidate and merge the data, then returning and returning until somemagical insight popped into his consciousness, and then riding that insight toa finished product.’

然而，布鲁克斯指出，这并非一个线性过程，意思是说学习者“（游走）在潜意识内外，使意识和潜意识过程协调配合——首先掌握核心知识，再将知识愉快地消化，再有目的地设法加以整理，再让头脑整合信息，再不断重复这个工程，直到某个不可思议的顿悟突然出现他的意识中，再借助这种顿悟形成最终的知识”。

The processwas not easy, but each ounce of effort and each moment of frustration andstruggle pushed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project another little step,’ DavidBrooks continues. ‘By the end, (the learner) was seeing the world around him ina new way.’

布鲁克斯接着说，‘该过程可不容易，但每一点努力，每一瞬挫折和苦斗都让知识形成的过程迈进了一小步，到最后（学习者）将以新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

But what permits our brains to turn a chaoticsea of random facts and knowledge into an island of calm understanding? Believeit or not, it’s our emotions that permit us ultimately to become creativethinkers. In his book The Accidental Mind, the neuroscientist David J. Lindenexplains how emotions organize our memories:

但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大脑将随机事实和知识的混沌之海，变成平静的认识之岛呢？信不信由你，是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最终成为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大卫·林登在他的著作《意外的想法》（The Accidental Mind）中解释了情感是如何组织我们的记忆的。

In our lives,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and many of these we will remember until we die.We have many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which experiences are stored (wherewere you on 9/11?) and which are discarded (what did you have for dinnerexactly 1 month ago?). Some memories will fade with time and some will bedistorted by generalization (can you distinctly remember your seventeenth haircut?).We need a signal to say, “This is an important memory. Write this down andunderline it.” That signal is emotion. When you have feelings of fear or joy orlove or anger or sadness, these mark your experiences as being particularlymeaningful…These are the memories that confer your individuality. And thatfunction, memory indexed by emoti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hat a brainis good for.’

‘我们都有大量生活经历，而且会永远记住其中很多经历。我们有许多机制来决定把哪些经历存储下来（911那天你在哪里？），把哪些抛弃掉（一个月前你晚餐到底吃的是什么？），一些记忆将随时间而褪色，还有一些将由于一般化（generalization）而扭曲（你能清楚地想起自己第十七次剪发吗？）。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这是个重要的记忆，存下来，放在醒目位置”。那个信号就是情感，当你心怀恐惧、高兴、爱慕、愤怒或忧伤之情的时候，这些情感会将你的经历标记为特别重要…这些情感就是赋予你个性的记忆。这种由情感标示记忆的功能’比其他功能更有益于大脑。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memories areultimately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at effectively learning must involvethe learner emotionally. The very best US schools are seen as such because theyinspire their students to be curious, interested, and excited; China’s verybest schools gain their reputation by doing the opposite.

这意味着记忆最终是情感体验，并且事实上学习者必须在激动地情况下才能获得知识。美国那些最好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好奇、有兴趣和充满喜悦。中国最好的学校却以反着干赢得了声誉。

Thinking is the conscious effort ofapplying our memories to understand a new external stimulus, and creativity isasserting individual control over this process to create a synthesis betweenmemory and stimuli. In other words, thinking is really about applying previous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understand a new emotional experience, whilstcreativity is the mixing of old and new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 a create anentirely new and original emotional experience.

思考是我们运用记忆理解新的外部刺激的有意识努力，创造力是对思考的过程进行人为控制，从而创造一种记忆和刺激之间的融合体。换句话说，思考实际上就是运用先前的情感体验理解新的情感体验，而创造力是将新旧两种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全新的、完全原创的情感体验。

The best US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ndowstudents with creativity by providing a relaxed and secure learning environmentin which students share in the refine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humanity byreading books and developing the logic necessary to share in collectiveemotional experiences through debate and essay writing. A dynamic learningenvironment allows students at many US schools to feel joy and despair,frustration and triumph, and it’s these ups and downs that encode the creativelearning process into our neural infrastructure and make it so transformative.

美国最好的教育机构通过提供轻松和安全的学习环境赋予学生创造力，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读书和发展逻辑思维分享高雅的人类情感体验，而读书和发展逻辑思维对于共享通过讨论和论文写作的方式获得的集体情感体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让美国许多学校的学生们体会到快乐、绝望、挫折和成功，正是这些情感的沉浮将创造性学习过程编码到神经网络中，让它如此充满变革力。

A Chinese school is both a stressful andstale place, forcing students to remember facts in order to excel in tests.Neuroscientists know that stress hampers the ability of the brain to convertexperience into memory, and psychologists know that rewarding students solelyfor test performance leads to stress, cheating, and disinterest in learning.But ultimately, the most harmful thing that a Chinese school does, from acreativity perspective, is the way in which it separates emotion from memory bymaking learning an unemotional experience.

中国的学校是个充满压力和毫无生气的地方，这些学校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而强迫他们记住一些事实。神经系统科学家知道，压力对大脑将经历转化为记忆的能力具有阻碍作用。心理学家懂得，单纯以考试成绩为指标奖励学生会导致紧张、作弊和失去学习兴趣。但最终来说，从创造力的视角来看，中国学校最具危害性的举动，莫过于它们通过非情感体验的学习，将情感与记忆截然分开的那种方式。

Whatever individual emotions Chinesestudents try to bring into the classroom, they are quickly stamped out. As I havepreviously written, from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students who ask questionsare silenced and those who try to exert any individuality are punished. Whatthey learn is irrelevant and de-personalized, abstract and distant, furtherremoving emotion from learning.

  

If anyemotion is involved, it’s pain. But the pain is so constant and monotonous(scolding teachers, demanding parents, mindless memorization, long hours ofsitting in a cramped classroom) that it eventually ceases to be an emotion.

不管中国学生试图在课堂上表现出怎样的个人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会被浇灭。正如我先前写到的那样，从第一天到校起，提问的学生就被噤声，试图表现个性的学生就受到惩罚。由于他们学到的都是与实际不相干而抹杀个性的，抽象化而晦涩的知识，故而进一步加剧了情感与知识的脱节。如果说其中有情感的话，也是痛苦。但是痛苦如此始终如一和单调乏味（怒声斥责的老师、苛求的家长、机械的记忆、长时间的坐在狭窄的教室里），以至于它最终不再是一种情感。

To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pedagogy, consider the example of ‘Solomon Shereshevskii, a Russian journalistborn in 1886, who could remember everything,’ whom David Brooks writes about inThe Social Animal:

为了理解中国教学法的后果，让我们考察一下俄国记者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的事例吧，他出生于1886年，能够回忆起所有事情。大卫·布鲁克斯在《社会动物》中这样描述他：

In oneexperiment, researchers showed Shereshevskii a complex formula of thirtyletters and numbers on a piece of paper. Then they put the paper in a box andsealed it for fifteen years. When they took the paper out, Shereshevskii couldremember it exactly…Shereshevskii could remember, but he couldn’t distil. Helived in a random blizzard of facts, but could not organize them into repeatingpatterns. Eventually he couldn’t make sense of metaphors, similes, poems, oreven complex sentences.’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给舍雷舍夫斯基出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拥有三十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复杂公式。然后他们把纸放在盒子里，将它封存十五年。当他们取出之后，舍雷舍夫斯基能够精确地回忆起来…舍雷舍夫斯基能够记起来，但他不能提取精髓。他记住了大量随机事实，但他不能将它们组织成重复性样式。最终他不能搞清隐喻、明喻、诗歌，甚至于复杂的句子’。

Shereshevskii had a neural defect thatprohibited his brain from prioritizing, synthesizing, and controlling hismemories to permit him to formulate an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the world.Like many a Chinese student today, he could experience, but he could not feel.

舍雷舍夫斯基的神经有缺陷，这令他的大脑难以区分优先次序、综合和控制自己的记忆。由于不能控制记忆，他就不能确切阐述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他同今天的许多中国学生一样，能够经历，但不能感受。

Chinese schools are producing a nation ofShereshevskiis, students with photographic memory and instant recall, but whocan never be creative.

中国的学校正在制造舍雷舍夫斯基之国，虽然这些舍雷舍夫斯基一样的学生们拥有照相式记忆和瞬时记忆，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拥有创造力。

王子轩

学习了，谢谢。

小小熊

最受欢迎的哈佛教授谈东亚教育的得与失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4日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对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访谈，内容围绕东亚教育今天遇到的问题、东亚教育传统中值得学习的价值、当下的教育改革如何汲取传统中的精华以及现代仪式等方面展开。

普鸣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一门“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

贝一明目前执教于韩国庆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并担任智库“亚洲研究所”执行官。

囿于篇幅，澎湃新闻编译部分访谈内容如




传统东亚教育重视后天训练而非天赋

贝一明指出当前对于亚洲教育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亚洲文明对于教育的重视令人称道， 一些美国家长甚至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法；另一方面，很多亚洲人却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失控了，学生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中、日、韩的精英政治被一些大的考试把持，这些考试和背后的备考产业联系紧密，这些产业从考试系统中获利，所以也有动力维持这一体系。

普鸣认为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确实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当前东亚经济的发展跟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东亚目前这种用考试来衡量教育并把所有社会成就都跟考试联系起来的趋势是具有破坏性的。从定义上来说，现在的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而这些考试实际考察的都是天赋。比如说，一些考试是专门用来测试学生数学方面的造诣。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方面特别出色，那么就会被朝着这个方向培养。与这种教育方法相联系的是东亚过去把教育和社会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尤其是精英政治的理念。

普鸣指出，中国古代设计这些考试的初衷是希望创造一种能够系统地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习优异的人就能在政府中担任高官。普鸣认为这个理念是很了不起的，不应把眼下的考试狂热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混为一谈，后者包含了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尽管考试也和学习联系在一起，但学习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维度。传统教育中有一种强烈的“修身”的愿望，就是必须通过学习把自己训练成为更好的人。

不单纯强调天赋恰恰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关键，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生来是不完美的，而在生命的过程中最终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训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儒家学者即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所看重的也是一个人的性情而非天赋，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还是后天的训练。

其次，学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掌握技能。技能是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有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传统教育体系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才，希望通过教育的过程，让他们拥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并知道在特定情形下怎样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伦理基础之上采取措施帮助他所管理的人们。

古代中国如何通过考试衡量人的道德教养

贝一明发现，韩国和日本的考试题在最近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十年前的题目设计得很精巧，要求学生具有灵活思辨的能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学生们常常只要把同类型的题目做上成千上万遍，就能在考试中得高分。

普鸣也认为现在考试被当成 “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 指人类为了庆祝其成员长大成人者而举行之礼俗仪式）而不是学习过程是相当不幸的。考试成了人生由一个阶段跨到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考试的内容和之后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关联。

但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精神。科举试题中会包含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比如说题目中会给出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难题，然后问“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怎么处理”。像这样的问题考察的并不是考生能否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他能否撰文很好地论述应该如何应对复杂的情况。这样的考试要求深广的知识面，考生必须对前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经验有所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考生需要展现自己的性格和教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靠死记硬背一些公式或知识就能应付的。

普鸣还提到“文章”（literary composition）之所以在科举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科举考试设立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却评判一个人是否通过受教育变得更好了。而文如其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读一个人的诗能大体知道这个人性情、境界。不是说诗要在文学的意义上写得有多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写作展现道德品质。

老师的责任在于转化学生，而不是灌输知识

普鸣认为，在古代中国，一切学习都是以成为更好的人为目标的。老师们会仿效《论语》所刻画的孔子形象——在教学活动中，首先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同时也帮助弟子成为更好的人。从孔子的教育方式可以看出，关键不在于你学到了多少，而是你能否很好地体察情境，运用学到的东西去转化身边的人，并在行动上对他们有所帮助。后世的老师们都把孔子作为楷模，并认为像孔子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中去是必要的。

贝一明提出，目前亚洲乃至全世界在教育中共同面临的一大问题是预设了老师必须让学生消化信息，学生成了灌输知识的容器，学生并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生转化。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朝代和时期，考试也会走向程式化而远离道德诉求。

普鸣则进一步指出，传统东亚教育的根本愿景就是转化。不过，转化的教育并不是东亚所独有的。普鸣表示他自己在学生阶段有幸遇到过几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他们的教学是转化性的，引导学生成为更好的人，而不仅仅是传授事实性的知识。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生可能在各个科目上都表现优异，但这些都无法体现在人格方面发生了任何的改变，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在过去是不被接受的。他承认一些朝代的确出现过考试僵化的情况，但一旦这种考试设计偏离道德议题太远，就会出现关于考试价值的激烈论辩。

普鸣觉得十分可悲的一点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考试体系是建立在对于教育的一种十分狭隘的理解之上的，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狭隘的观念是“必要的魔鬼”而不再对其进行反思和论争。发生在古代中国和韩国的论辩是健康有益的，并且能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当下如何从古代教育传统中汲取养分

贝一明认为向古代教育传统学习的障碍在于，现代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大学教授还是教育部的官员可能都会认可传统教育的价值，但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改变已经根深蒂固的现有体系。从全世界来看，教育也面临着危机，在评价一所大学时，宿舍的好坏比课程的质量占了更大的比重，比起学习大学教育越来越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就业上，整个教育仿佛在被挖空，这个现象十分令人不安。

普鸣表示，促成改变的第一步应该是再次点燃关于“教育为什么存在”的讨论。我们应该把思维模式从“怎样才能进名校”转变为“怎样通过教育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了，这样以来可能就会有足够的人意识到当前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从而采取具体的措施并带来切实的改变。

普鸣提醒道，我们需要把考试的自身结构和它扮演的角色放到我们的社会中去思考。只要整个系统基于考试，那么教育就只会让学生以通过一层层考试为目的。当我们坐下来思考考试的目的，也许会发现并不应该让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卷入考试机制。一些考试的存在确实是合理的，但我们也需要仔细思考怎样通过改变考试的形式，令其背后体现的价值观和动机（而不是考试本身）成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东西。

为了使全球教育转向正确的方向，普鸣指出需要在不同层面做很多工作。在制度层面，我们必须警惕资本对教育过程的控制在不断增长这一事实，我们必须理解制度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受资本导向的，然后对此予以反击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地层面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教学，具体来说从一些革新者和支持他们的团体开始推行。我们必须推动大的制度变革，例如重新设计考试和课堂，必须与那些试图从教育中牟利的力量抗争。

同时，必须首先有一部分人开始用新的方式教学。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好的教学的例子，就无法推动制度变革。教育官员们不可能设计创新的教育模式，必须由基础通过实验向上推进。

孔子的课堂和现代仪式

在访谈的最后，贝一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孔子出现在一个400人的现代课堂上，会发生怎样的情形。

普鸣觉得孔子会首先声明，“这堂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掌握知识点，也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他的想象中，孔子会马上重新组织课堂，让其成为一个能够转化人的场所；孔子会挑战学生们，他不希望教学过程太简单，也不会单纯为了让学生学到更多事实而增加难度。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在某个层面上跟成为更好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不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和孔子反复论述的仪式（“礼”）是相对应的。

普鸣指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东亚，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仪式是只存在于神灵信仰和祖先崇拜盛行的传统社会的老古董。他们认为现代人已经摆脱愚蠢的仪式了，但如果孔子出现在现代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一定都会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仪式之中。”

普鸣认为现在的人们不再能意识到自己参与其中的仪式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再认真地对待仪式也就意味着无法从中受益。仪式具有真正的转化性作用，就像牧师在婚礼说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妇”（这一仪式带来的改变）。

普鸣接着通过例子对现代仪式做了说明。他说，现在的一些人一面不再理会仪式，比如说声称不愿向祖先鞠躬，但这些人却坚持开宝马车和把孩子送去最贵的私立学校。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这就是现代仪式，然后思考这一仪式能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应该在清楚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仪式的前提下，了解其背后的象征和社会功能，从而对其有所掌控。

小小熊

中村修二：愤怒是我得诺贝尔奖全部动因摘要：不同于大多数诺奖得主一脸笑意，日本人中村修二好像总是很生气。即便是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的照片，他也是眉毛倒竖、眼神坚毅。“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就不会成功。”中村修二总结说。

　　10月7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学家中村修二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召开新闻发布会。CFP供图

上世纪90年代，当赤崎勇教授带着研究生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学进行研究时，技术员中村正在日本一家小公司的地下室独自一人悄悄捣腾蓝光二极管。公司对他并不支 持，好不容易获得赴美学习的机会，又因“草根”出身被鄙视。这位草根科学家研制出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LED)，却被公司抢先申请了专利……

10月7日，凭借上世纪90年代初发明的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他和赤崎勇、天野浩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上司每次见到我都会说，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很难想象，这位新晋诺奖得主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快乐的奶爸。中村大学时就已结婚生子，为了不“因为事业舍弃生活”，他1979年毕业时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了妻子家乡德岛县一家名叫日亚化工的企业。

在这个一切以产品销售为导向的小公司里，技术员中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在研究上的突破不被重视，被称为“吃白饭的”，“上司每次见到我都会说，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把我气得发抖。”中村回忆道。

这位愤怒青年决定选择开发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以此证明自己。

当时，红光与绿光二极管已发展成熟，只缺高效率的蓝光二极管，就能够获得可用于照明的白色二极管光源。不过，当时大多数研究者选择了氧化锌跟硒化锌作为发光材料。

出于“做比较少人做的题目才有发展机会”的想法，中村选择了另一种材料——氮化镓。

和他作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名古屋大学的赤崎勇师徒。“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段进行实验并最终取得成果，接着又互相提高对方的实验成果。”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专家委员会主席、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教授皮尔·德尔辛说。

在当时选择这种不被看好的材料堪称一场豪赌。1988年，为了学习制造蓝光二极管所必须的结晶生长技术，中村赴美留学。

不过，当他漂洋过海寻求梦想时，又遇到了另一困境。由于公司不允许，中村此前没有发过一篇论文，这使他完全没有被当作研究人员看待。同事们在工作时不与他交流，研究发光二极管的人员对他的请教爱理不理，连开会都没人通知他，整整一年，“没有一点儿好的回忆”。

时隔多年，这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愤愤不平地说，那时他们把自己当作门外汉来对待，对这种态度的愤怒促使他勇攀科学高峰。

受了一年气回到日本的中村不得不进行“地下工作”。新上任的社长要求他停止LED研究，改作电子元件。他只能瞒着公司，继续研究，并在取得关键性进展时投论文。这在欧美的研究人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在以公司或大学名头评判论文可信度的日本，中村的研究“根本得不到承认”。

“我试着询问过几位研究人员，回答说 当时根本不信 的居多。等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变成了产品，才急忙去读过去论文的人估计有不少。”中村回忆道。

直到1993年11月30日，中村愤怒的结晶——蓝色发光二极管发布。媒体的采访请求、用户及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咨询让公司电话像闹钟一样响个不停。当每天四五十个的电话潮持续了一周，社长终于悟到了什么：“是这么了不起的一项成果吗？”

在这之前，是否明亮是检验中村工作的唯一标准。1991年3月，在发光层中采用氮化镓的发光二极管发出了紫外线，闻讯赶来的社长轻声嘟囔，“好暗啊，这样可没法作为商品出售”。1992年9月，双异质结构的氮化镓发光二极管终于试制成功，社长如同在评价一份中学生实验作业，“是你制作的啊，还是很暗。”

当耀眼的蓝光从日亚的地下室里发出来时，全球固态照明的新时代开始了。多年后，用怒火点燃蓝光的中村修二被瑞典皇家学院誉为21世纪的爱迪生。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光亮，蓝光之父却还在阴影里生闷气

不久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中村修二在明亮的LED灯光下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赞美：“对于全球15亿尚未能受益于电网的人口来说，这种新型光源带来了更高的生活品质。”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光亮，“蓝光之父”中村修二却还在阴影里生闷气。

发明刚刚问世，日亚便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了专利，并开始大量生产出售蓝色发光二极管，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大的LED公司。发明人中村修二获得的全部奖励是两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41元)的奖金，海外同仁笑他“奴隶中村”。

“当我们飞到日本时，发现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实验，职位只是一个技术员，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华裔校长杨祖佑说。

为了邀请中村修二，这所高校专门为他配置了研究团队，并让研究人员到日本工作一年，学习日语，为他营造一种日本文化环境，让他能愉快地待在大学里。

这也是中村修二拒绝了斯坦福大学和惠普公司派专机邀请，而选择到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原因。

他从日亚辞职，恩怨却没有结束。

由于拒绝签署“保证3年内不再从事蓝光二极管的基础技术研究”的合同，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的中村没能领到退职金。

日亚甚至追到美国，要求中村签署合同。再次遭拒以后，以泄露企业秘密为由，将中村告上法庭。

中村积攒了多年的怒火再次爆发，这一次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法庭上。2004年，中村修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亚，要求其支付发明补偿金。

中村胜诉，法院判决日亚应支付给中村补偿金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4亿元)。最终，这个金额缩水到了8.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93万元)。

这场前无古人的诉讼激励了很多发明者在法庭上寻求帮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赢了诉讼或者获得庭外和解。如今，中村诉日亚一案已成为专利诉讼教材的指标性案例。

中村更为在意的似乎是东京地方法院的这一判断：“发明者的贡献度即使保守估算也不低于50%。原告几乎靠一己之力完成了世界性的发明。”

多年后言及自己的成就，这个“与老东家战斗到底的男人”毫不犹豫：“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就不会成功。”

他的枪膛里总躺着愤怒的子弹，一有机会就向日本的科研环境射击

10月7日，西装革履的中村站在新闻发布会上，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演讲稿，一字一句地说：“制造LED灯的梦想能够成为现实，我非常高兴。如今我们能在超市买到高效节能的灯泡，我希望这对降低全球变暖也有帮助。”

不过，他还是充满遗憾。由于与公司纠纷长达20年，中村认为自己浪费了不少时间，“与美国同行相比，起步实在太晚”。

他的枪膛里总躺着愤怒的子弹，一有机会就向日本的科研环境射击。

另一场发布会上，这位美籍日裔教授，操着口音极重的蹩脚英语讲着自己的“美国梦”，“每个人都有机会做美国梦，如果你努力工作，每个人都有机会！”随即加上一句，“但在日本就不是这样！”

“直到今天，日本公司仍然不愿承担风险进行研发，也不愿为员工的智力成果提供补偿。”

“在日亚工作时，买支铅笔也要上司签字！”

“在日本公司发明东西只能拿奖金，但在美国可以马上创业，差别非常大。”

也许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在等级森严的公司中，许许多多如“技术员中村”一样的工程师是如何“长期被忽视”的。

而今，中村修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位于加州弗里蒙特市的发光二极管企业SORAA，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制造氮化镓对氮化镓基板发光二极管的企业。

在中村对未来的畅想中，LED能在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上大有作为，该技术还会渗透到显示屏、汽车、医药、园艺等方方面面。

“大体上说，(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我已经得过很多奖了，这是最高的奖项，但是不会使我的工作产生什么变化。”他的怒火熊熊燃烧了几十年，从获奖的喜悦回归原来的生活，却只用了几天，仿佛他并未为此奋斗了20年，又等待了20年。

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师从中村的博士黄嘉彦眼里，这位“非典型教授”生活中则是一个好相处的大叔，喜欢美食和泡温泉，最喜欢的座右铭是“盛者必衰”。

在2002年出版的《把喜欢的事当做工作来做》一书中，中村描绘了自己渴望的社会，不过是“可以让人做自己喜欢之事，并且得以体面生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