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讲述成长故事：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每个人身上，都有童年留下的深深烙印。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也是如此。他说："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
　　朱德庸的漫画作品包括广为认知的《双响炮》、《涩女郎》和《醋溜族》。今天我们选择的这篇文章，来自《人物》杂志今年第二期的长文《患儿朱德庸》，有删减。
　　文|魏玲 编辑|张悦 摄影|Zack John

　　直到去年，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最早的相关记忆来自幼儿园下午茶时间，每个小孩一杯豆浆、一块饼干，全班发发发，发到他饼干一定没有了，或者豆浆剩半杯。幼儿园郊游，所有小朋友都去，提前一天老师上门找他妈妈，能不能不要你的小孩去?妈妈向老师求情，这样对小孩心理影响太大了，你让他去，我叫他乖一点。他站在一边，听着她们对话。
　　"你想想看，我当时那么小。"54岁的朱德庸说，那些三四岁时曾困扰他的缺陷，现在仍然在那儿。
　　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快乐，非常非常不快乐。小时候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但我又跑不掉。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懂不懂得跑，我都会卡在里面。
　　我去舅妈家，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正要喝，舅妈过来，把杯子拿走："这杯子很薄，很贵!"另换一个很粗、很厚的杯子给我。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一个人欢迎我。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信心。
　　我对外面的世界没办法、没能力，只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世界里，一个是画画，一个是虫子。院子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那画面我现在都记得，一个小孩蹲在墙角，一下子跑到这个墙角，一下子跑到那个墙角。只有在虫子面前，我最自在，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感，也不会不接纳我。我不用在它们面前自卑，我和虫子是平等的。
　　我看人，像看虫子。大学时，我请同学吃火锅，一边吃，一边放音乐，音乐慢了，他们的筷子也慢，音乐快了，筷子也快，我就很乐。但我不喜欢人，很难参与人，人一多，我就不是我自己。我像一只海豚，放出一个讯号，又弹回来，没有回应——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
　　小学五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他很自信，跟我讲："你去柜台问一下，××邮票出来没?如果没有，什么时候出?"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那时是很大的钱，我递给他："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叫我去问。"他看着我，眼神很奇怪，意思是，你问就好了，干吗给我钱?其实，掏钱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等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你想，一个小孩，太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事情告诉你，你是一个很蠢、很蠢的小孩，我很自卑。直到去年，我53岁，我终于知道我是亚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那一刻起，我原谅了自己。
　　我换了3个补习班，该考上的都没考上。上私立高中，第一学期就被留校察看。我什么也没干，喝酒，跳舞，追女生。晚自习别人做题，我就一个人出去校园里走，因为我一道题也不会。
　　我沦落到最差的学校，居然警觉了，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念书。高考前，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我很高兴。临走他跟我说，你没希望了，考不上的。说完就走了。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本来我们都是混混，突然我要往上爬，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他才来看我，要给我一棒。
　　我还是没考上大学，考上一个三专。去念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千万不要再被退学。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所以我学不会。那些东西无法在我脑子里停留，第一行字看完，看第二行的时候，第一行已经消失了。
　　亚斯伯格症人与外界沟通有一点偏离，以为说清楚了，以为接收到了，其实没有。我的复健老师也有亚斯伯格症，我太太听我俩聊天，快要疯掉，她说，他讲一你讲五，他讲四你讲九，最好玩的是你俩还一直讲下去，但是从没讲到一起过。
　　朱德庸为《人物》杂志创意的作品，他的漫画人物没有名字，他们只是一个个影子。
　　我妈让我总在内疚中
　　亚斯伯格症是遗传的，我爸爸可能也有。
　　知道亚斯伯格后，我和爸爸的关系清晰起来。他从没像一个父亲一样向我传授人际间的规则，也不会跟小孩坐下来，递给你一杯酒。他永远安安静静。周日、放假，他没有应酬，待在我家的院子里，修所有的东西。拖鞋坏了他修，伞坏了他修，我妈妈一直骂，我们家什么新东西都不能买，因为所有坏的都被修好了。
　　他从没对我说过"你这个笨猪"，也没有逼迫我做任何事情。他离开之后我想，他是透过亚斯伯格来爱我的，你是这样，那就让你这样。
　　我妈妈却善于用一种使小孩内疚的方式教育我。我在家住了29年，日式房子的地板都是架空的，本身就像一个大鼓一样。大年初四早晨我跟我妈说："我明天要搬出去了。"我妈一听："什么?"咚咚咚从客厅走到后面厨房，我听她跟我爸说："他说，他明天就要搬出去了，你赶快去劝劝他!"爸爸就走到客厅来跟我说，你是真的要搬出去吗?我说，对呀。我爸说，好。我就听到我妈在后面生气："我不是叫你劝他吗?"所以我住了29年的家，我只跟他们说一声我就搬出去了。我结婚完全没有咨询他们任何意见。这就是亚斯伯格的好处。
　　结婚搬走后，常常很不安。打电话没人接，我立刻坐3个多小时公车回去看他们，其实他们是去打麻将了。我妈妈让我总在内疚中。
　　我会画漫画，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妈妈对小孩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非常现实。
　　老师是正义的化身，往往最不正义，他的外衣让他可以滥用权力。你没有反抗能力，连表达能力也没有，只有承受，这就是真实发生在小小的我身上的事。我儿子要一年级时，我怀着极大的恐惧，担心我的经验在他身上重来一遍。
　　小时候我说话结巴，别人讲一句话30秒，我讲3分钟。老实说，不管亚斯伯格多不好，至少它取代了蠢。如果有时光机器让我回到小时候，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我只想抱一抱他。
　　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发觉我没有用漫画捍卫什么。其实我觉得我唯一在捍卫的是我的小时候。我小时候的状态，是真实。
　　我整个成长过程几乎围绕的都是假象，包括父母的爱。很多父母的爱是有所求的，而亲戚去掉亲戚这个名分之外，不会对你有任何期望，不会有任何包容。所以对我来讲真实最重要。
　　我和太太花大量的时间在一起，和一般夫妻相比，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3倍那么多。我们俩几乎总是窝在我们的小世界，一起伸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缩回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人家问我对爱情婚姻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我说我是旁观主义者，那是我的工作，我看到了，画下来。
　　但是就人生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悲观主义者。我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这个世界来，一个人跌跌撞撞，有时自己撞，有时让人推着转来转去，有时人家背后拍你一下头，你转过来，他又在你前面拍你一下头。
　　认识我太太之后，像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地球来，两个同时被撞，同时被人转一转，拍拍头，有时我跟太太两人都会躺在床上沮丧，想不通，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好像再也没办法画下去。两个人讲着讲着，很难受。好像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
　　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我从来不让他。在我的意识里，坐下去开始玩就是两个小孩的战争。我不但不让他，我还吓他。
　　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我太太告诉他，其实你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他那以后就没哭过，他说爸爸我让着你，因为你比我小。我儿子到现在都常常让我。他今年22岁，已经变成大人了。我好像没有变化。
　　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朱德庸请人物杂志把自己放在他漫画世界的一个小窗户里，这就像他平时的生活一样，只是偶尔伸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晚上睡觉，只要躺下去就会想到飞碟。想到飞碟我就很心安，很快就睡着了。想象我在老家的床上，飘起来。全部是主观镜头，你看到屋顶越来越近，因为你往屋顶飘，你可以感觉到你一层一层穿过屋顶，先是墙，然后是夹板，然后是瓦，你就浮到空中，在你家屋顶上飘，你越高，视野就越广。
　　因为我常常去飘，有时候我两三岁，有时候我高中，有时候我二十几岁，时间不同，那里的房子、树都不一样，我可以把时间分成好几层。
　　对别人来说，想象的世界可能只有他真的闲得没事干，喝了酒，发了呆，才会偶尔出来一下。真实世界占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我刚好相反，我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把我的世界弄得丰富有层次。然后我就呆在里面，待够了才出来应付一下外面。
　　这个世界我是可以带着走的。我从台北到北京，我带着它走。我在飞机上，眼睛一闭就可以进去。我在里面可以跟猫狗说话，我可以跟已经失去的东西和失去的人重新碰面，碰到面，我们可以对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走过一条街。
　　所以外面的世界只是我肉体生存的世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