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而做出不懈努力的人们

小小熊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样一个生育政策调整，可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最吸引海内外关注的政策变化。这一政策调整，对中国未来长期发展影响巨大，是一个十分必要的举措。

　　如果把1980年9月25日的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作为生育政策限定在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话，以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推行了35年。
　　在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系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就有一些学者建议放开二胎生育。原因家计生委所属的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赢通研究员，现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梁中堂研究员应当看作是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30多年来，这两位学者发表了诸多文章甚至专著，持续论述放开二胎的合理性。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从本世纪初开始，有愈来愈的学者提出类似的建议。也有一些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和议案，建议放开二胎。本文不能列举诸多学者的观点，这里仅就有影响的学者、人大代表的观点作一介绍。
　　一. 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田雪原
　　2009年12月4日，人口学家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以“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题目撰文。他认为，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按田雪原“三步走” 的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一步已在1992年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预计这一步可在2030年前后实现。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总体人口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届时再依据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按田雪原的理解，当前我们正处在人口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就数量控制而言，建议考虑以下生育政策选择：一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二是“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是“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普遍实行“限三生二”，改变目前农村只有独女户才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于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具有积极作用。
　　1980年4月9日，中央就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座谈会期间，由田雪原执笔，就“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方案提出的实现时间，“从1985年算起，只能实行到2010年左右，最多坚持到2015年。此后，平均生育率应少许提高，做到既不使上述问题趋于严重，又能把人口总数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之上。”田雪原对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一贯的思想。从时间跨度上算起，正好是2010年之前，与其说的“2010年左右”十分吻合，因而有很强的代表性。多年来，田雪原教授勤奋耕耘，笔耕不辍，在人口学和计划生育系统有重要影响。他的为篇文章和建议，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2.顾宝昌
　　2000年前后，一批人口学家感到，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并提出了生育政策研究的设想。为此，组织了题为“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而顾宝昌就是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顾宝昌，1945年出生，江苏淮安人，曾在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学习，博士，8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副主任，以后调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属的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工作，并担任副主任。退休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笔者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期间，与同为祖籍江苏淮安的顾教授有过诸多接触，这是一位十分勤奋和敬业的学者。
　　2001年5月，顾宝昌参与的课题组在上海郊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等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6位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就课题的背景、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以及子课题的安排和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课题要回答的问题包括：目前的生育政策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是什么，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是什么，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作为生育政策讨论的基础，课题组在收集全国420个地区生育政策资料的基础上，计算了全国各地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
　　2004年4月，课题组撰写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中国应实行“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人口政策调整方案。同时建议，应及时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选择少数区县先行启动生育政策调整的试点。
　　2009年初，课题组又再次提出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顾宝昌教授的团队坚持10多年，提出建议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社会上产生了积重要影响。
　　3.王名
　　王名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从2010年开始，王名就提案建议放开二孩管制，而从2013年开始，他的提案则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
　　王名2014年的提案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他认为，全面放开不是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放开，越早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少，越晚放开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除此之外，王名2014年还提出要全面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并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社会抚养费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准确地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财政的，而是用于社会的。要关注一胎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失独家庭问题。这个钱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历年征收有结余的话，建议，将结余拿过来，成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这就正好符合设立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了，这个钱要公开、透明。
　　失独家庭是相当程度上是一胎化带来的，所以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拿社会抚养费来作为救助基金，这起码体现了国家是负责任的。除了成立国家基金给他们必要的救助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组织来关怀、帮助他们。
　　4.黄细花
　　黄细花是广东省的人大代表，他在 2014年参加全国两会时，一人就提交了十多份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改革提案。*这些提案有，《关于适时全面放开生育的建议》、《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建议》、《关于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的建议》、《关于取消对未婚妈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关于纠正上户口与计划生育证捆绑的建议》、《关于纠正入学需要提供计划生育证明的建议》、《关于纠正就业和从业与计划生育挂钩的建议》等。在最后一份建议中提出，“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严格执行《劳动法》，不得以超生为理由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废除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要提交计划生育证明的规定。”此外，黄细花2014年的建议还包括《关于尽快纠正强制上环和结扎违法行为的建议》、《关于取消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各类证件和证明的建议》、《关于加大对失独家庭补偿力度的建议》、《建议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建议。黄细花《关于适时全面放开生育的建议》，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类似的建议，反映了全面放开生育已得到了很多人士支持。一次人大会，就提交了十多份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建议，黄细花应当是第一人。
　　除了上述两位教授和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建议放开二胎。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就集纳了这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此外，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穆光宗教授，曾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研究员、张车伟研究员，以及何亚福教授、梁建章博士、黄文政博士以及在美国工作学习易富贤博士等诸多学者也发表类似的建议。
　　5.笔者的观点
　　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质疑，是笔者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期间(1986年至1995年)就有的想法，但那时只是质疑，并没有作更多的深入思考。2007年，笔者所著的《中国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言》问世。此书较为全面论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目前遇到的问题，并列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措施。此书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主流媒体作了报道，并刊有书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也在百忙中委托秘书来电话向笔者表示祝贺，让笔者深为感动。在此书中，笔者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并对以 “一胎化”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导致的诸多问题进行的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在生育间隔条件下，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使生育水平略低于更替水平，并写进庄严的法律条款中，这样的长远效果可能更好。既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同时又能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可能是中国人口控制的最佳和长远选择。”*
　　2010年9月25日，是《公开信》发表30周年纪念。笔者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撰文，以“加快中国人口政策从非常态向常态过渡——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为题。在此文中，笔者提出，公开信提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笔者认为，“公开信提出的这一推断与现实状况十分吻合，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应当从非常态向常态化转移，从以严格限定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向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甚至自由生育过渡”。
　　发表在《理论动态》上的这篇文章，被国务院领导所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曾批转给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2年4月，笔者在《中国改革》杂志上以“中国改革十建议书”为题撰文，就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建议加大改革力度。其中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十项改革建议之一。
　　此外，笔者近年来曾先后多次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所属的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发展观察》杂志、《中国经济报告》杂志、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凤凰网等报刊上撰文，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向普遍放开二胎及至最终自由生育过渡。2015年4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笔者31万字的专著《中国生育革命纪实》，系统阐述了上述观点。
　　二.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意见
　　1.彭偑云同志的建议
　　自1988年以来，彭偑云同志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前后历时十年。早在1988年3月，即在彭刚刚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的第一年，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时，彭就向当时中央主要领导提及，建议推行“两胎加间隔”，其政策主张十分清晰。
　　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集体学习，人口学者讲解了当前的人口形势和计划生育工作。在看到这一消息后，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岗位上退下13年之后，2011年上半年，彭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推行二胎。
　　彭主任给中央领导的建议主要是以下一些内容：
　　“生育政策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国家、民族未来，是一件大事。我拥护中央关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我以为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积极稳妥地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我以为，我国生育政策应逐步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严格控制三胎及多胎。这对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保持未来社会的活力与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项顺民意的‘民心工程’”。
　　“那种认为“人口下去了，经济就上去了”的简单化的看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有些同志担心调整生育政策会加重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我国当前面临的资源、环境的重大压力，主要不是由于人口增量过大造成的，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致。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更加有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为长期主抓计划生育工作，并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和人口内在运行规律十分了解的老领导来说，彭佩云同志的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建议，应当对高层领导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2.张维庆主任的意见
　　张维庆从1998年至2008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职务工作了十年，2008年到全国政协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离开这一岗位4年后，2012年，张维庆对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出看法，要求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向两胎政策转变。
　　张维庆主任对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建议，是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中国日报2012年11月28日报道，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张维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正在研究之中，相关行动计划已经起草。张维庆表示，一项可能的重要改革是允许城市居民生二胎，即使夫妻其中之一并非独生子女。
　　张维庆称，二胎政策改革可能首先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实施。这些地区面临更大的人口方面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和外来务工人员现象。此外，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较好的地区也有可能率先进行试点。
　　张维庆说：“即使二胎政策放宽，人口也不会有显著增长。”
　　作为担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前后十年的主要官员，张维庆对调整生育政策的观点，仍然给人以强大震憾，并产生一定影响。
　　两位担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前后20年的领导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态度，位重言重，应当说是他们对生育政策实施的长期思考，分量不可低估，反映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
　　(作者为人口学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孙昌銮，“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11日。
　　*何亚福，“一个人提交了十余份人口政策改革建议 ”，2014年3月26 日。
　　*智库报告建议，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中青在线012年11月01日。
　　* 陈剑着，《中国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