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这一天——的中午,我按原定旅行日程来到厦门大学参观。厦门大学是创立于1921年的一所国内一流大学,一直号称“南方之强”,校园据山望海,秀美无比,民国以来就是中国南方的人文荟萃之地。厦大也早就跻身官方订立的“985工程”及“211工程”。
我通常在旅行时,一定会去当地的大学参观游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一地之大学,相当程度代表一地之人文涵养及文化底蕴。我记得1995年在一本学生杂志上看到厦大的介绍,歆羨之余,便想以后一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中也有好几个毕业于厦大,也听过看过不少厦大的掌故轶闻。谁料,当我抱着欣喜之情站在厦大门口时,却被拒之门外了。
【二十块,跟我来】
原来厦门大学在工作日限制外部人员参观人数,在下午17时半之前,只能在12时与14时之间放入1000人入内参观,凭身份证刷证入校,其中大南校门700人,群贤门300人。我到的时候大约12时许,大南校门700人名额却已用完,门口聚集了一大堆天南海北到此的游人,大家纷纷批评这种限流政策,却又无可奈何。保安摆出一副公事公办无能为力的表情跟我说,只能晚上再来。
正在此时,一个约莫40多岁的妇人,趋前低声语我:“给我20块,带你进校门。”我先是愣了一下,心下却在冷笑:原来进大学校门都变成一门生意了,搞教育产业化还真是无孔不入。我遂答道,二十块太贵了,能否便宜些?她说,十块可以,但不能走校门进入,要爬梯子。我回说,那是翻墙进去吗?她神秘地点点头:很容易的,就三个梯级。陪我的当地朋友知我进校心切,就打算给钱了。而保安就站在我们边上熟视无睹。
旁边一对约六十多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凑前来说:四十块带我们四个人走校门进去行不行?妇人一脸难办的样子说,四十不行,只能带你们翻墙了。我开始对“翻墙”这个行为感兴趣,也想看看这个走法,就附和说,我们愿意十块翻墙走。那两位老者遂说,我们一起吧。于是我们四人跟着妇人走到大南校门二十米开外的公交站牌后面,看到一排铁艺栅栏。我回头看看,几个保安也看得到我们。
不知何时,有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出现了,她扛了一个铝合金人字梯,一边架在栅栏内侧,一边架在外侧,转头说,翻过去就是厦门大学了!我差点笑场,说,这么简单啊?于是我们鱼贯翻墙而入。妇人在栅栏外说,走左手就是校园。我一边翻梯子一边在想,我去过几百所国内外的大学,这是第一次以“非法”手段翻墙进入一所大学——一所中国一流大学。
进去后,面前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办公楼,后门大开。我们以为从前门可以出去,于是穿过遍地是钢筋、水泥、管材的过道和大厅,结果五六个出口都从外面锁起来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两位老者是亲兄妹,安徽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厦门见面,均已六十开外,在暗无天日的楼道里走得满头大汗。我让他们别动,我找了好几个门,均无法打开。我只好先让他们到外面。最后,我们在楼外找了好久,又爬了一次较高的一截台阶和矮墙,才从一条窄胡同进入校园,总共费时二十多分钟。大家挥汗如雨地告别,颇有依依不舍之态,像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要复员。
故事并未结束。我立即给上世纪八十年代负笈厦门大学的朋友李朝晖发微信,向他吐槽此事,并恶心他说:母校虽然以你为荣,你一定要以母校为耻。李先生一向自诩“老子是吓(厦)大的”。他回复我说,八十年代,厦大并无围墙,二十四小时随便出入,也无门禁。那个时代的大学,已是绝唱——既已进去,随便看看就行了。
【查证的大学想一流?别逗了】
好,厦大的故事讲完了,但这并非孤立事件。几年前我去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打羽毛球,在北大东门被强行要求登记身份证。后来我就再也不去北大打球了,清华是不要登记的,那就去清华打球好了。我极其反对大学凭证登记进入,我坚定地认为这种所谓的管理严重违背了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的戕害——虽然也被戕害得差不多了。
且不论国立大学乃是“全民所有”,这论证起来略费事,而是仅仅因为是“大学”,就应该对公众开放。或者说,开放,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不是监狱,不是军事基地,不是私人宅邸,大学的属性之中就包括了“公共性”与“开放性”。具备这样的属性,才配称之为“大学”,“开放”是一个大学最为根本的姿态与精神。
而我们的许多大学,围墙高耸,门禁森严,学生教师出入查证,校外人员要么不让进,要么登记身份证。这种类似集中营的管理模式始自北京的非典期间的封校,后来当作常态被继承下来。我当然知道,一些著名高校尤其是风景优美的高校比如北大、武大、厦大这样的,校外人员把校园当公园,给学校的管理乃至教学带来了一定困扰,但真的只有限流登记这种管理手段吗?
这种问题并非中国的大学独有。哈佛、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顿这些世界一流高校,照样游人如织,照样有旅行团将其作为景点,可是为什么它们这些学校没有封校呢?如果他们也要登记护照、身份证,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我想最大的后果就是承担“有损大学开放精神”的指责。而这些学校,是把维护大学精神当作极为重要的原则。
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香港,大学校园是完全没有围墙的,不过只是有个象征性的大门,比如香港大学在般咸道的正门,就是一个石头牌坊。中文大学在大埔路上的正门,就是一方石刻和两根柱子,都没有设置保安或者是拒马一样的隔离装置。值得称道的是,地铁出口均修在大学校园之内,港大出口乘电梯上楼就是校园,中文大学出了地铁口就是操场。市民可以随意出入大学。我在港大边上居住的时候,还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饭。这在大陆高校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的地铁四号线上,人大以及北大的地铁出口离校门有相当距离。其实在设计之时,完全可以更人性化,把地铁出口设置在校园里面。我以为这是一种管理上的不自信和粗放,比如涉及维护等问题,地铁公司和大学可能都认为这是一种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不方便就怎么来好了。但这其中,有着“闭门办大学”的长期误区。
作为大学来说,不仅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需要给社会各界提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可是,连游客与市民的参观游览这种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连地铁出口入校这种方案都拿不出来,我们还能指望大学干什么呢?一间有围墙的大学,一间出入要查证件的大学,是没有希望成为一流大学的。我们的大学常常以为开放是对外国的,无非是搞几个跨国联合项目或者是研究中心之类,殊不知,开放首先是对周围的人开放。
再比如,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乃至全港高校的图书馆,都是对市民开放借阅的。只要有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借书卡,甚至可以网上预约调取图书到最近的社区图书馆,再拿回家看。这种开放举措,我不知道大陆有几家大学可以做到,但我有相反的经验。几年前因为查阅一种希见资料,只有北大图书馆有,但北大图书馆明确告知只有博士以上的校内人员才能借阅。这本质上是对知识的一种垄断。
那个时候我还能进入北大图书馆问询,而现在,假如我没有带身份证,我连图书馆都看不见。这已经不是对知识的垄断了,而是对公共资源的垄断。记得某年南理工大学的二月兰惨遭蜂拥而至的游客践踏,但校方坚决认为不能对社会公众收大学门票,而是组织了志愿者来宣传疏导,收效亦佳。
拿厦大来说,为什么八十年代可以不设门禁,而现在却限流,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限流的效果也极为有限——保安熟视无睹,游客照样可以翻墙或者走大门进去,那么这个政策的执行是无力的,形同虚设。
【中国的一流跟世界的一流是一回事吗?】
我查了厦大“南方之强”的来源,出自《中庸》。原文是: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换句话说,厦大的“南方之强”的精神,根源于中庸之道的宽容、大度。可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宽容或者大度。北大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只是写在校史上而已。百年校庆时,北大百岁人瑞陈翰笙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
这说明什么问题?老人们说大学不如民国,孩子们说大学不如国外。到底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大概就是北大百年校庆之后,国内的其他大学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先后也都迎来百年校庆,过去十年,大学精神在中国大陆被广泛讨论,还有出了专著评职称的,也有办了网站搞大学排名赚钱的,但始终没能弄清楚,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那么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搞明白,大学到底应该怎么办?即便刨去那些明显不可讨论的政治因素,中国大学改革的空间仍然很大。
最近因为身处大学校园,我有机会跟多位大学老师讨论了大学的诸多问题,颇感失望,因为追赶英美老牌高校,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在各个环节都存在短期无法修正的缺陷,可谓沉疴难起。我这里无法展开谈,只想讨论一个标准问题。从历年世界各著名媒体发布的全球大学排行,我们是能够明显看到,好的大学是有标准的。虽然中国大学的排名也在慢慢提升,但仔细看细部数字就知道,提升的部分是投入与捐赠的部分。
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期间,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跟西方发达国家比。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高科技,《新闻联播》总会说“达到了西方国家xx年代的水平”,或者说“达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不论如何,那个时候的西方总还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追赶起来也有个方向——比如毛泽东的“赶英超美”,那是把西方当作一个潜在的对比对象,暗含了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是先进的,是正确的。
而现在,在很多领域,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屑于跟西方国家比这些了。什么都是我最大、我最强、我最好、我最牛,连扬州炒饭都能炒出四吨来,更不要说那种重建世界秩序的雄心了。“崛起”之后的心态变化,让我担心在许多领域,中国不再把西方当成一个标准,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标准。我现在隐隐有这种担心。我们的大学校园大,学生多,投入高,拿这几项比,很多国际一流大学根本不配跟我们比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跟论文少的但诺贝尔奖多的学校比论文,论文多的我们比校园面积,面积大的我们比学生人数,学生人数多的我们比校友捐赠,比到最后总能比出一个类似扬州炒饭这样的第一来。归根结底,我担心一旦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标准,那么会变得没有真正的标准。因为中国特色是不能对外比的。举例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一流大学图书馆编目或者馆藏上架排在“A”字母下的是马列原著。这是中国特色,改还是不改呢?
现在中国大约只有在大学评价方面还比较虚心——换句话说,在学术上还是比较自卑。这种态度是对的,但是一旦提出中国自己的一流大学标准,可能要永远自卑下去。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真理,而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除非我们认为真理有两种:真理以及中国真理。我是真心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有一点点自省的精神,能够为全人类的进步贡献一点点什么东西出来。如果做不到,能不能先把围墙拆了,就当自己是个花园也好。
【注】本文原标题《给我二十块,带你进厦门大学——兼论中国大学距离一流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