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大学是最好的大学

小小熊

贾葭因为一篇《花20块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爆红网络，在记者节前一天，创造了#贾葭滚出专栏界#的热门话题，真是漪欤盛哉。

其实厦门大学限流入校游客，北大清华也都实施过，交个二三十元由黄牛带进校，也曾见诸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每逢五月樱花节收门票，前些年也有人抱怨，近来不太听说，或许已成传统？
大学要不要全面开放？普遍感受是个立场问题。站在游客的立场，一定是希望全世界的大学都可以自出自入，图书馆最好也能向公众开放；站在学生的立场，就不一定了，估计谁也不愿意上课自习吃饭打球都在众多旅游团的眼球与镜头中进行。
我在2001年写过一篇《自由的代价》，有一段谈到北大的景象：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北大的自由，而是自由的代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分享有限的资源，每个人的自由总是会互相伤害。尤其是北大这样一个开放且负盛名的地方。没有人调查过每年有多少‘外人’混迹于燕园，北大各系每门选修课的旁听人数又是多少。总之是许多课都有人要坐在台阶上、窗台上、暖气片上、地上，或是站着。名师们的讨论课永远是开不起来的，最终都变成轮番的演讲。食堂、自修室、澡堂、道路……负载的人口总是超过它们的设计能力。”


后来（大概十年前）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北京大学本部的学生一共是两万多人，而周边所谓“北大边缘人”（没有正式入学而住在附近旁听课程者）大约达到了八万，也就是说十万多人分享本来是供应两万多人的资源，肯定会增加挤迫感，降低幸福度。不过长期以来，也就这样共处着。北大学子虽时有抱怨，也没到想要封闭校园的程度。现在进北大校门要查校友卡或身份证，其内部感受如何，则不得而知。





北大的“开放”有其传统，论者恒举民国大学前例，如张中行记载过去清华上梁思成的建筑选修课，到学期末梁思成问诸生“如何考试”，无人应答，梁再三说“无论怎样都没关系，只是个形式”，大伙儿仍不吭声，最后梁思成恍然大悟：原来诸君都是来旁听的，谢谢捧场！据说是有两三人选课后来又退选了，教务处也就放任这门没有一个正式学生的课上到了期末。
不过时势今昔殊异。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学生不过数百人，一直到1933年，北京大学学生总数只在1000~1500人之间浮动，而2014年北大的在校学生数是普通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百年来人数扩大至20倍，别的不说，单说住宿，哪能像老北大那样的“自由”：


“老北大的住是非常畸形的……每一间房子每一张床位，全是‘兄终弟及’的，学校当局无力过问。……现象发展的极端，于是常常寄宿舍内住了一大堆校外人，而正牌学生却不能不住公寓。”（《北大旧事》）


再考虑当初的中国社会出行艰难，游客根本不成其为流动人口之大宗，大学完全开放，也不至于太受干扰。今之大学与公众之间，时显紧张关系，关键还是资源分配的紧张所致。
说到“大学应该如何”，我去过的大学比较少，大概就几十所吧。观其规定，也是啥样的都有。像牛津、剑桥那样，各块草坪赫然分为“Fellow only”（仅院士可入）或“Fellow and student only”（仅院士学生可入）与公共草坪，也让意识里习惯“人人平等”的我辈悚然一惊。这两所大学城当然不收门票，但各学院要么不准外人进入，要么收一点门票。中国游客总是聪明过西人，很快网上就出现了攻略：各学院后园相通，如果身形敏捷，也可以一票变通票玩到底。只是没看到有收20英镑的黄牛。剑桥大学图书馆，如果有院士或学生带领，外人可以进入，但只能参观，不能碰触书籍或设备。
同是欧洲大学，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就十分随便。外来者可以随意进入教学楼、图书馆，书籍不能借走（当地居民可以办借书卡），就地翻阅毫无问题。听说前些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搞过“关门办校庆”。可见，大学之门开或不开，恐怕很难笼统地谈论。





（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
我很欣赏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在《大学国际化的历程》里提出的观点：说到大学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办大学，最怕的就是千篇一律。大学可以根据时势的变易，环境的转化而制定因应之策，目标是既无愧于“公众求智”的教育形象，又能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与人才资源，还能办出自己的风格特色。是不是一流大学，开放与否，本来（注意，是本来）不必成为衡量的标尺。
之所以强调“本来”，是讨论到类似问题，“中国特色”总是让人头疼的变量。因为西方的名校，大部分是私立的。比如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可以关门办校庆，因为它是私立的，开门是情分，关门是本分，纽约市民也说不出啥来。剑桥、牛津，虽然大学是公立，但下辖的几十所学院却是私立性质。你走进大学城，泛舟康河，徘徊叹息桥，甚至租个公寓住几年，都没人管你。但你想要进学院参观、就餐乃至借宿，对不起，没有院士或学生介绍，就是不行。
中国的名校，一水儿都是国立。它们理应比私立大学，对公众负有更多的责任。因此校园的封闭，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维护教学秩序要不要？要，但采取简单的限入机制，肯定会引发公众的不满。国立大学跟政府、公立博物馆一样，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有必要适度地向公众开放。
收费这一招，最好不要用。自然，“天下名山僧占多”，占了文物古迹的大学也不少，像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门票照收，也没办法。但那不是大学校园本身收门票。
限流呢，应该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简单粗暴，要同时照顾访客的利益。厦门大学规定只有中午12：30到2：00之间和下午5：30之后游客可以进入，并限流1000人，看上去兼顾了游客利益，然而，有多少游客能够提前知道此规定而照此安排？如果每日大量游客在校门前废然而返，恐怕也不利于厦门大学的形象传播。说得不好听些，很多家长是带着孩子来看看，看这里是否适合成为孩子未来的母校。一碗闭门羹，肯定不是最好的接待顾客之道。与其高考后拼了命地抢状元抢生源，平时对公众好一点儿不更润物细无声？所以要限流，也该是不分时段限制校园内人数总量。
至于一面限流，一面黄牛盛行，“给我20块，带你进大学”，实在是一所大学的耻辱。这一点我同意贾葭，连这个管理问题都解决不好，要推给中国人多或游客“素质”的高校，确实不配自称一流大学。如果做不到全面封闭，就不要在校门搞什么限流。
我看到有厦大学子批评贾葭说，你不去关注大学行政化，不去关注师资短缺，倒来对校园限流这种小事说三道四。意思是贾葭搞不清楚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批评我也不能赞同。
大家都知道，带有围墻的“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之一，我常说在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里，没有“城市”只有“单位”，单位就是一个个准军事化的营区，难怪那里面长大的几代人都写不出张爱玲笔下那种城市感。时至今日，政务机构虽然还做不到其他许多国家那样的公开化，但已经很少有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大院”了。然而中国的高等院校仍然是相对封闭的社区，很少那种真正的与城市居民融为一体的“大学城”，更说不上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校园是否开放，看上去是校方与游客的博弈，背后却是学校的社会角色转型的拉锯。“大学行政化”不仅仅体现在校长的行政级别、繁冗的办事机构、学校行政部门的“管理而非服务”意识上，学校与社区、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关系，现在仍在“行政单位化”的体制里鬼打墻，学校当局面对校内的师生，校外的公众，往往是长官意志一意孤行，不解释不听证不争论，舆情不好就将头一缩，或一抹了事。校长又不是董事会任命，又不经过民主选举，纵然校园内外怨声载道，也是狗咬乌龟无处下口。外人稍微批评得狠点，就有万千校友扛着“母校就是自己可以一天骂八遍但不许别人骂她”的旗帜来跟你死磕。





（80年代的北大食堂）
要说这也算中国大学的风格与特色，也不是不行。可我总是会想起传说中，十几年前，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国家图书馆（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对其公共服务的抱怨：


你们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社会主义，你就不该收我那么多钱；如果是资本主义，你对我的态度是不是该好一点？

王子轩

哪里有自由，有的只是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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