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应该感到惭愧

小小熊

唐映红

逢节日，说一些客套话，致一些敬语，是一种不痒不痛的习俗，说者表达了，听者受用了，皆大欢喜。昨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例行又收到来自学生们的节日问候，有致谢的，有祝福的，也有祝愿的，谢谢他们。
我教的学生中，有一多半是师范生，他们毕业后如果不转行，不放弃专业，就会成为中学教师。我给他们上关于中学生发展心理学以及学习认知相关的课程，在讲授到相关知识运用的时候，常常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们回顾他们经历未久的高中生涯，去印证课程所学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知识。
不知道别的老师授课时感受怎样，至少我在课堂讲授和讨论分享时，却一点也快乐不起来。甚至，自执掌教鞭以来，我的“忧”也远远多于“乐”。所以，尽管身边的学生、同事、领导以及亲友们在教师节的时候纷纷致以问候，至少对我来说，那也只是不痛不痒的客套，听听也就算了。
一般来说，“教师节”能够促使从事教师职业的老师们更容易感知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当中国人将所有的节日都熬制成心灵鸡汤时，我仍然觉得，喝廉价鸡汤前，多少都应该捞一捞，看看汤里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点点鸡骨头；或者汤里分明就只是化学品的勾兑。在我看来，感知到自己的职业身份，中国教师更应该有所反思，有所提醒。当中国的教育沉疴弥久，中国的学校教育误导甚至戕害一代又一代学生而浑然不觉的语境下，“教师”这个职业身份带给中国老师们的除了苍白的荣耀，更应该感到些许的惭愧。
这也就是我在面对台下那些未来中学老师时，常常感到忧心忡忡的原因之一。教育部颁发的教师教育大纲里要求，教材里面堂皇地写着，我在课堂上试图让学生们理解、掌握和运用的许多心理、教育学知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常常是荡然无存，甚至背道而驰。而这些重要而精炼的知识，经由数千年教育经验的积累，近百年教育科学的探索，早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们的常识和共识，以及身体力行的标尺，但真实的教育现状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换言之，中国的教师们在教育实践中所习惯并且娴熟运用的教育模式，并没有按照起码的心理、教育规律来组织，构建，相反，却普遍地以错误、甚至不道德的方式来教书育人。下面，我以三句通俗浅显的大白话来举例。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虽然是一句流传千年的经验总结，但却是现代社会教育的基本要义。
从心理学角度，个体从自然的生物人要成就为社会人，就需要经由社会化的过程。学校教育是每个人系统社会化必不可少的途径，无论受教育者的秉赋、条件和背景如何，都应该接受公平和普适的教育。现代公共教育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自然人在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之后，应该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认同合遵循社会规范，并推动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参与者与践行者。
可惜，“有教无类”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中却几乎是荡然无存。无论从宏观的社会面，还是微观的个人面；“有教无类”都更像是一句空话。无论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具体教学的实施者，“有教无类”都被他们弃之如敝屐。
从宏观的社会面，仅仅因为身份的差异，应该接受公平教育的人群被拒绝，如北京的民工子女。仅仅因为身份的差异，本应享受到公平教育的人群被教育资源分配的悬殊而天壤之别，如乡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
从微观的层面，几乎每个班级都有不少的，甚至相当多数的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歧视和区别对待。中国大陆高中普遍盛行的，按照成绩来挑选座位；甚至将成绩差的学生推出学校的事例也不绝如缕。
而造成的恶果，我们社会的每个人其实都在品尝，都在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凡66年，人们却普遍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中国人的素质相比其他没有采用优越社会制度的国家明显偏低，因此不适合享用其他国家的宽松社会管理，而应该被严格地管制起来。可是，现时代75岁以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
不仅如此，我们的城市地铁有着全世界最为严格的安检；我们的商场里，连菜刀都需要凭借身份证实名购买；我们的城市路口，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特警守卫着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要防范那些反社会分子的暴力袭击，可是，哪一个潜在的反社会分子不是我们的教育培养，或者抛弃出来的呢？
在我看来，虽然并非每一个学生都能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同等的收益，但如果哪怕有一个学生通过学校教育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都应该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教师反思和惭愧。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源自《论语·先进篇》。虽然在几千年前的这部典籍里面没有直接提出“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但孔子在其中描述了“因材施教”的要义。
从心理学角度，人性的多样化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禀赋、天资、性向和性情的迥异。因此，教育本身应该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因势利导，尽可能采用适合其天性的方法、途径和要求来引导和促进其自由发展。
可惜，“因材施教”在中国的教育现实中也几乎难觅影踪。无论从中国的教育文化，还是教育实践，限制和压制与众不同的学生几乎是中国教育的常态。中国的学生稍微有一些偏离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很容易被斥责为“偏激”；中国学生如果做出一些与大多数学生不同的选择，就很容易被视为“歧途”。
事实上，没有“偏激”的思想探索，没有不走寻常路的“歧途”选择，中国教育所扼杀掉的恰好是人才最可贵的素质：创造性。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形式上硕果累累，如前不久BBC的中英教师教学对比实验中，也完胜英国教师和教学。全世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应该都不会有异议，各个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中国中学生参加，其他国家的中学生就只有争夺亚军的份儿。可是，这些暂时性的成就对于持续一生的发展毫无意义。从1949年以来，诺贝尔四大科学奖项（物理学、化学、医学与生理学、经济学）授予了超过400名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大陆教育培养出来的获奖者，0个！
如果按照学生的平均智商排名，中国大陆最顶尖的几所高校，北大、清华、浙大，等等，一定不输于国外的最顶尖大学，像哈佛、剑桥、牛津之类，甚至还应该略有胜出。可惜然并卵，在几乎所有的科学学科的高校教材里，其中引用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发展和研究突破，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名字寥寥无几。无论是国际声望，还是学术水平，中国大陆最顶尖的高校，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香港的几所大学。
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中国教育总是用一个僵化、教条的标准来施加给所有学生，而罔顾学生迥异的特质和性向。当中国教师为学生成绩殚精竭虑的时候，当中国的校长主持学生距离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的时候，当中国高校辅导员为防范学生思想“出轨”而严防死守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努力不过是在为培养平庸、功利、社会退缩和缺乏想象力的社会中坚添砖加瓦而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话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镌刻在许多中学、高校的校园里。
从现象上，这句话既然被中国许多学校镌刻于校园的墙上、碑上，那么“求真”就应当是中国教育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追求真理，寻求真相，言说真话，获取真知。可惜知易行难，中国教师连最起码的“不把自己不相信的观点传授给学生”这一点也难以做到。
从心理学角度，学生品德的塑造，不是靠冠冕堂皇的空洞文字，照本宣科的知识搬运以及墙上的箴言警句，而是靠教师的身体力行，社会的点滴示范。我们既希望学生“求真”，又要求他们必须“正确”地思考，“正确”地说话，“正确”地行为，哪怕所谓的“正确”在许多教师看来，根本就是荒诞不经的指鹿为马，但我们的教师也很难说出自己的真正的思考和想法。因为明哲保身被许多教师视为“成熟”，也因为最终的考试学生必须照着“正确”的理解作答才能获得高分。
所以，当媒体屡屡披露违规贪腐的官员在被查出前在台上振振有词地高调反腐；当某些社团的领导人口口声声要依照规章办事，却总是率先违规视自己的颁布的规章为无物；当整个社会近半个世纪高调地弘扬雷锋精神，而事实上却没有人敢坦然地搀扶摔倒的老人。一个社会从上到下的阳奉阴违，与校园里镌刻的陶行知的这句箴言可谓最强烈的反差和绝妙的讽刺。
我甚至毫不怀疑，让我们那些获得最沉甸甸荣誉的教师、官员和我们教育培养出来的各行业最出类拔萃的精英，让他们在测谎仪前回答：“你诚实吗？”恐怕很难有谁能令测谎仪的指针不羞愧得剧烈跳动。



上面的三句大白话并不高深，对所有教师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但中国教育呈现出的现实面貌和教育的种种后果却着实地令人不安。当然，作为普通的基层教师，完全可以把这种种不堪归咎于教育体制的弊端，可是，当我们适应了，习惯了，甚至不由自主为体制的弊端辩护时，我们自己其实就是教育体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基础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热爱教育，并为之兢兢业业付出努力的教师，享受教师节带给自己的荣耀无可厚非，也理所应当。但如果多年教学的实践不能使自己看到、感受到中国教育的种种不堪，在享受荣耀和赞誉的时候心安理得，对这种种不堪视若无睹，甚至将癣疥视若鲜花，在道德逻辑上多少都显得难以自洽。
至少对我来说，教师节收到的问候和祝语，无法坦然收受。无论是面对中国教育不公带来的种种社会失范，还是面对中国教育禁锢和束缚学生创造力和想像力以使我们的社会无法培养出哪怕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以及面对整个社会虚假泛滥，把油滑世故当作成熟的标志，作为教育共同体的一员，我更多感到的是惭愧。

王子轩

惭愧的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