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几个家长说某老师的国学讲的好，火的很，一个班100多个人，报名后还要排一年才能排上位子去听课。
什么是国学？根据百度百科“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我个人感觉，这几年，因为应试因为这个那个，国学被抬得太高。学习了解一些，是应该的，我也认同应该学习些经典。但是推孔抬儒抬得太高我个人是不认同也不推崇的。
国学、西学，我更倾向于西学，我要是培养娃娃，我还是希望把娃娃培养的有普世价值观，全球观，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健康积极热情。
学习国学，跟其他学习一样，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掉一些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东西为好。
想起了许锡良的一篇文章《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复制过来，全篇如下：
林语堂眼中的中国人性格
许锡良
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林语堂不同，他学贯中西，横跨东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那么中国人的性格在林语堂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呢？
第一老成温厚。他说“英语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已，而且完全知彼。”（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6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中国人做人处事，圆滑、稳重、内敛，富有耐力，善于察颜观色，迂回曲折，为人老成世故，讲究城府。也就是说非常超脱老猾。中国人为人处事，总体上是比较讲究稳妥稳健的。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以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第57页）。 老成温厚，常常意味着用消极、镇静、等待的力量，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用青春活力与激情浪漫来处事。中国人每每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是积极地追求进取，从根本上去克服困难，而是用一句“退一步海阔天空”来自我麻醉，有时这样的做法也叫“丢一卒而胜全局”。中国人的这种特质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土壤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成熟常常表现在家庭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外在事物的兴趣上。一个成熟的中国年轻人，“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在设法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终生难忘的人生与人性的学问。如果一个人不去作这些尝试，人到三十仍是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于进步与改革，那么他不是一个富有灵感的白痴，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天才。”从林语堂的这个观察与判断来看，中国人在学术上与社会改革上出不了大师，成不了气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真正做科研与艺术工作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的人，不仅仅是三十岁以后如此，甚至终身都是如此。在西方那些特别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无不是这样的，在世俗的眼光看来都是怪怪的人物。 第二遇事忍耐。中国人特别善于忍耐，乃至成为中国人的一大恶习。因为，“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第59页）。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能够容忍被征30年以后的赋税，但是，面对这些毫无道理的事情，中国人顶多用不是很清晰的低音，在自己的家里咒骂几句而已，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反抗。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屈服于暴政和敲诈勒索。中国人一向认为，只要你能够承受这些苦难，苦难相对你来说就会减少一些。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空穴来风的污辱，那么他也会因此获得美名。因为，“小不忍辱则乱大谋”，因此，活在中国，要学会忍辱负重，学会屈辱而卑微地活着。就像80年代的电影《芙蓉镇》中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像畜牲一样活下去”，这就是胜利。在中国生存，要谈尊严与幸福是一种极奢侈的行为。因为，中国人只要面对苦难与屈辱，一味地忍耐就可以了。法国人面对饥饿，他们会发出吼声：“面包、面包、面包，否则就要流血。”但是，中国人面对饥饿，只会选择饿死，即使是守着官家闲在那里的满满的粮仓,也会选择活活被饿死。中国的和平稳定常常是用这个办法取得的。中国还有一个“百忍成金”的说法。林语堂列举了一个唐代宰相的故事，这个叫张公艺的宰相曾经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所羡慕不已，唐高宗曾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下了一百个“忍”字，“忍”字，虽然是“心”字头上一把刀，但是，中国人的忍耐性就是这样强，即使刀割到你的心头肉上了，你也不能够吱声，而越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就越是有涵养，越是有道德。相对而言，中国成语中的“唾面自干”的忍耐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胜利，常常取决于寿命，看谁有耐心有命去等待，如果有两个政敌，一个活60岁，另一个活90岁，无论前者多么厉害，最终还是要败在后面那个老寿星手里。中国人把活着看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因此，才有“好死不赖活着”。只要活着，就可以看到你的敌人慢慢死去，然后悄悄改变面貌。中国自古就有姜太公以80多岁高龄出任宰相的典故，以这个年龄担当政治改革大任，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他们会感觉奇怪，为什么在这个人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出来担当大任，做点有益的事情，而是要等到行将就木之时反而出来担当大任？这种困惑也许正是中西方不同的分水岭。 第三消极避世。与遇事忍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中国人非常喜欢消极避世。中国人在得势的时候非常喜欢儒家，因为，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那时的心态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但是，由于中国人追求的“学而优则仕”，这个游戏，具有高度排他性，说到底是一个零和博弈游戏，因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道家的存在是必然的。它为每一个官场失意，赌场失意，情场失意的中国人保留了退路。这就是道家提供的一套说法，也就是消极避世的去处。这种消极避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起到了一种安全阀门的作用，道家几乎收罗了所有的儒家失败者，给他们以一定的出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第67页）当一个人从官场上失意之后，就开始了另一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方式：饮酒、清谈，作诗、填词，披头散发甚至赤身裸体。从此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炼长生不老丹，遁入山林，融入自然，作点田园诗，与女人寻欢作乐，寻花问柳。进则有孔儒之学，退则有老庄之道。酒能乱性，无酒时则学佛；酒能养生，有酒时则成仙。各有各的妙处。道家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鸦片与吗啡，能够产生一种神奇的使人失去知觉的神奇镇定作用，它使中国人减轻头痛病与心脏病。（第67页）前人之勤，后人之用，其实懂得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中国活得也会很美妙的。 英国的母亲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的母亲与儿子分别时，常常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第60页）或者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明哲保身是非常重要的家教。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教育呢？因为，英国有宪政法律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人没有。因此，惹火烧身、惹是生非的事情，只有高衙内这样的有着强大势力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不要说去关注公共事务，就是躲避还唯恐不及。如果是公共事务，你不去关心，最后虽然吃了亏，但是，因为是公共事务，所以吃亏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因此，吃亏也就成了一件可以接纳与忍受的事情了。如果你一个人站出来，输了吃亏的只是你一个人，而赢了呢，受惠的却是大家。因此，在毫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极有吸引力，但是，在西方却是极难理解的事情。 在邪恶势力的考验下，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就是消极避世，就是“活命价值”，“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公共事务去冒个人风险，是最愚蠢的事情。中国人其实并不天生如此。那些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常常也会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常常在25——30岁左右，他们就会一个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也就是开始“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第61页）。这些变化，有些人是出于聪颖的天资，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吃亏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第61页）。 那些不消极避世，敢于积极站出来为世道主持正义的人，最后都牺牲了。像当时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未经审讯就被枪毙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就是中国人绝好的榜样。因此，在中国，最好的记者就是那些中庸平稳，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不对世人与世事作任何评论的记者，那些成功的报纸常常也不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是坚持这样的原则：登载国外的事，而非国内的事；处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的事，而不是眼下的事；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比如，大力讨论勤奋的重要性、真理的价值等等；中国人的成功之路大至离不开这样的处事法则。因为在没有法治保护的前提下，“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因为，在中国，凡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一个人为大家的利益而受损害，但是，大家并不会为你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呼吁。如果他为大家的利益而死，大家会在他死后用他的鲜血醮馒头治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可怜虫与失败者。一种处世法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没有大量的环境背景，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依据，中国人凭什么要像一只缩头乌龟那样活得谨小慎微，活得不声不响？所谓低调，其实也就是学会做一只缩头乌龟而已，而消极避世就是中国人这只乌龟的“甲壳”，是最好的自卫武器。中国人也会谈点魏晋之事，说到竹林七贤之类，其实，中国人对他们的敬佩“犹如小乌龟敬佩大乌龟厚实的甲壳。”（第63页） 因为中国人所谓品德的高低，其实只是消极避世的大小乌龟甲壳的厚薄而已。要根治这种弊病，“根治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给民权以宪法保障即可，然而现在仍旧没有人看到这点的深远意义。没有人渴望这种保障。没有人真心地要求这种保障。”（第64页）离林语堂时代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性格与生存环境有了改变吗？ 第四超脱老滑。超脱老滑与遇事忍耐、消极避世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做一个世故的老滑头是很有必要的。老滑头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丢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当有人要侮辱你、嘲笑你、藐视你、毁谤你、伤害你、嫌恶你、诡谲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忍受他，依顺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第65页）这个时候唯一致胜的武器就是设法长寿，用时间与生命赛跑,以避免自己不幸死在你的敌人之前。这样的事情，台湾的李敖先生就做过。他一次在凤凰卫视上做“李敖有话说”节目，把曾经迫害过他的蒋氏家族一家大小的照片挂出来，圈上红点，被圈红点的人表明已经死了。李敖说，蒋家曾经迫害过他，但是，照片上这些曾经迫害他的人现在一个都不存在了,都死光了，而他这个被迫害的人还活着，虽然已经七十多岁，有朝一日也会死掉，但是毕竟死在他们之后，他的胜利就是终于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他的敌人抢在他前面死去了。李敖是老顽童外加老滑头。其实，在中国，无需要学习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每个生养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人，都是天然的滑头。滑头只有老少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别。中国的土壤气候决定了，中国，就是一个必须学得滑头才能够活下去的地方。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饭碗问题，什么主义都不过是生意，什么事说到底无非是“升官发财”，再没有别的事。不管什么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睡大觉、睡午觉等等，在中国，都是用来“吃”的。因此，吃儒家饭，吃道家饭，吃佛教，吃基督，吃天主教，这些说法在中国是很流行，很普遍的。对精神信仰麻木不仁及采用世俗功利的态度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色。因此，做和尚与做道士也常常与做官一样，有级别，有肥瘦之分。一般来说，在中国“人过了四十岁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一个人年过40而未变成无赖，那么他不是思想软弱者，就是天才。”（第66页）可惜这样的终身能够保持童心的人，在中国几乎看不见，而常常只出现在国外，而这些人在国外常常就是大师级的人物，是人类的天才，是划时代的人物。 在中国一切都世俗得很。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的。娶妻为了生子，嫁人是为了吃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实功利得很。中国人的所谓爱情，都只是在一些神话想像之中，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中国人的家庭本身就是生产单位，就是放高利贷的地方，中国人以“孝道”理念，维系着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家庭模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一切都是有功利目的的。出来混是要还的。 “中国人在本性是道家，在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第68页）中国人一向有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传统。比如“中国人举行葬礼时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第68页）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分不清那是在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因为都用一样的乐器吹奏，一样的队伍，直到我们看到一顶花轿或者一口棺材为止。因此，在中国丧事与喜事之间常常界限很模糊。一场大灾大难，常常意味着那是歌功颂德的机会，常常也充满着喜庆的气氛。因为，那意味皇恩浩荡有了表现机会，“爹亲娘亲不如父母官亲”有了展示的舞台，同时以灾害为名义的各式捐款，在暗箱操作中，也未尝不是一个绝妙的发财机会。发国难之财向来都是中国官员所擅长与喜爱的事情。因此，每次灾难来临，也就是喜庆来临。总之，中国人的超脱老滑，就是像鸽子一样温和敦厚，像蛇一样机智灵活。 中国人长期以来使用的零钱——孔方兄，就是超脱老滑的绝妙象征：外圆内方，老奸巨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论对什么事，总之一句话：我们没办法，算了！ （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文中所有直接引文均出自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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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1 15:4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