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小升初的现状来猜想成都小升初的未来，会如何呢？（含成都2012小升初新政）

唐僧取经

                                                      媒体称北京中小学校长可自由支配上亿资金
       高危的校长
　　　　在北京，一个中、小学校长能支配的资金是多少？从目前审结的案件看，超过1个亿。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正让北京一些知名中小学成为利益的竞技场，尤以“小升初”激烈。因此衍生的利益链条，正逐渐包裹着原本纯洁的校园，一些身肩教书育人的校长们，也在利益的胁裹下，逐渐迷失。
　　校长，正成为一项高危职业。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对发生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腐败敲响了警钟。从本报掌握的情况看，该领域的腐败多与招生相关。
　　西城区与海淀区同属北京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
　　“拼爹”游戏
　　孩子已经升入北京市十九中的陈静(化名)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起，她就专职陪读。每天接送孩子上学，4点半放学后，又赶紧带着孩子往培训班赶。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还有三节课外培训课等着。
　　为了便于给孩子辅导，培训班的课程陈静也要跟着完整地听下来，“回去的时候他不懂再教给他，尤其是奥数，不学根本不会。”
　　儿子户口所在的学区，可供选择的中学有6所：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学、海淀实验、十九中、万寿寺中学、万泉河中学。原计划是将该小学参加电脑派位的学生分到万泉河中学，这是6所学校中师资力量最为薄弱的。
　　听到这一消息，陈静和家人开始行动起来，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学不敢奢望。尤其前者，基本是“坑班”考试，也就是孩子必须在他们办的坑班“蹲坑”，才有机会被招录。
　　经过权衡后，陈静将目标定为十九中，经过多方打探、托关系，花费不菲的“中介费”后，得到的回答依然是，进不去。“蹲坑”是普通家长突破电脑派位的主要方式。“坑班”大多是公办重点中学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
　　在陈静和家人即将绝望时，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相对较弱的万寿寺、万泉河中学分别改为北京理工附中分校和八一中学分校。傍上名校后自然身价倍增，结果儿子所在小学参加电脑派位的学生，全被划到十九中。虽然对前期打点的数万投入很纠结，但对结果，她觉得还能接受，“要不还得再交好几万的赞助费”。
　　这次切身经历让陈静觉得，“小升初就是‘拼爹’，真正参加电脑派位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其孩子所在班上的46名学生，参加电脑派位的不到1/3。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普通学校承担了大部分派位学生，学校越好，参加派位的比例越小。一些名校如人大附中等根本不接受电脑派位生；海淀实验中学的17个班中，4个班为派位生，约占24%。据初步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区通过电脑派位入学方式的比例大致为东城44%、海淀40%、西城33%，均不足半数。
　　操作路径
　　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要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到“择校”竞争中，包括“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方式进入目标学校。这是“小升初”灰色利益贡献最大的群体。
　　“占坑班”总体花费不菲。据21世纪教育研究的估算，多数学生课外培训费用为每年3万-5万元，多的达6万-8万元。此外，还有交通费、在外就餐费，家长需要陪同接送等等。从小学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四年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高。按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73元，以一家三口人计算，每年孩子就读“占坑班”的费用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
　　巨额花销后，最终结果未必理想。以海淀区为例，2010年海淀区的七大名校对应的“坑班”有106个，按每班50人计，总人数达5000多人，点招人数共计560人，约10%。
　　推优和特长生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两种方式同样投入不菲，艺术特长生，一节钢琴课、声乐科，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
　　上述方式都是累孩子累家长的方式。而真正的VIP通道，则是“共建”模式。共建一般是指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或利用公共资源给学校额外投入，或职工自负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给学校。这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以权择校”。
　　此模式被认为是最能为学校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
　　一些优质中学共建单位可达十数个。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中，北京八中共建生占录取学生的比例达17%。作为国资委所属的大型国企，北京市外企服务总公司的共建学校，涵盖了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的多所热门中学。
　　在这些方式之外，还存在一个“条子生”。“条子生”也被称为对教育公平损害最大的一个方式。目前一些重点中学这类生源占到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以致有名校不得不在每年开学前，设立“条子办”，专门处理此类事项。
　　在择校竞争最为激烈的东城、西城、海淀，电脑派位外的众多择校方式入学比例已达52%。
　　北京市早在1994年推行“小升初”基本就近入学政策时制定的目标，提出“择优生要从严控制比例，一般不可超过3%到5%为宜”。
　　无法约束的校长
　　“小升初”的择校热，已催生出稳固的、明确的利益格局，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北京市“小升初”内在机制和利益格局中，政府主管部门、重点学校、市场培训机构均参与其中：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利益联盟，重点学校又与培训机构结盟，三者利益共享。
　　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是最早举办的和最有影响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后更名为“仁华学校”。
　　一些培训机构和面向小学生的学科竞赛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门的身影。如北京市西城区教委主管的西城区老教协组织的培训班从三年级起办，跟西城各个小学有交流合作，并为实验中学、35中、北京八中、三帆中学4所中学培训班提供生源。
　　在众多择校方式中，对学校而言，最为稳定的是共建。原本为解决中央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在京子女就学问题的政策，在激烈的择校竞争中，正逐渐异化为集体占坑“谁给钱，就招谁”。建立共建关系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部委、央企外，一些中小企业也参与进来。
　　对中学而言，无论以何种方式“择校”，最终都要收取“赞助费”，这成为整个“小升初”利益格局中，最直接的利益收入。
　　一些家长透露，学校在录取前一般会提前通知，让去交费，“他们都是直接告诉你，交多少，到哪儿交。不会拐弯抹角。”一般在交钱之前，会先给家长一张白纸，然后手抄一份准备好的“自愿捐资助学”申请书，大意是本人自愿捐资，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之类。其实，家长们对此心知肚明。
　　这些费用，一般先以自愿捐款的形式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再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春林在调查中发现，目前中小学普遍存在收取共建费的现象。该院曾侦办的一个案例，涉案学校在将共建单位和学生数量报送区教委时，将收取的共建费用采取“高收低报”或者人员数量减少，将降低下来的部分予以截留；此外，将剩下来的名额扩大计划外招生，获取账外“共建费”。
　　有的学校干脆将共建费直接存放在共建单位，由校长指定专人负责，收入、支出上，只对校长一人负责，因此这笔费用，从学校账面上没有任何迹象。而在审计和调查时，共建单位多为部委、军队、央企，往往并不配合，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难度。以致这部分费用，被挥霍或装入领导个人腰包，其他人无法察觉。
　　王春林在其撰写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小学财务制度不健全，校长权力过于集中，一支笔现象突出，“小金库的钱款还是由学校里的财务担任库管，唯校长命令是从，上千万的非法钱财处理得相当随意，有的入账了，有的分了，有的吞了”。
　　目前，能够进入公众视线的涉案金额只是冰山一角，更为庞大的资金则游离于监控之外。王春林认为，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教委，虽然对共建费、共建单位、学生数量有相关规定，每年也有例行的财务检查，但是针对共建费及共建生数量的专门检查、审计却没有，导致招收共建生数量不清楚、所收共建费用金额多少不详细。共建等相关事项需要上报中心审批、备案的规定，很多流于形式，因没有相关的抽查、检查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细致、系统化的规定，而最终监督无力，形同虚设。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柳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了对教育领域外部监管的虚弱。他介绍，目前对辖区内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多来自内部利益纷争而举报，海淀区检察院近几年受理的40多个中小学教职人员职务犯罪举报线索中，有80%来自内部职工。但他也表示，“不能总期待学校内讧”。
　　“小升初”蔓延
　　“小升初”择校热在蔓延。“幼升小”即从幼儿园或学龄前儿童升小学的择校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开始凸显。类似“小升初”中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考试入学、乃至“共建”等多重入学方式在“幼升小”中被复制。
　　根据调查走访，目前北京市重点小学的“幼升小”全部都在举行选拔性测试。一份北京市重点小学择校费一览表显示，位于前10位的学校，择校费从25万到8万不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披露，中关村一小、二小和三小就近入学比例均不超过50%。实验二小、史家小学更是成为以招收择校生为主的“贵族学校”，就近入学比例不超过20%。
　　一些幼儿园的教学不但明显“小学化”，而且出现“奥数化”苗头。北京“幼升小”的一道考题是：将1到10按“1，3，7；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答案是按汉语拼音的4声调来分。
　　小升初形成的巨大利益链开始向“幼升小”延伸，一些重点中学的附小开始成为家长追逐的目标。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披露，2010年，中关村一小一年级招生10个班，每班36人，其中8个班为择校生，按最低3万元的标准，仅此一项，约可带来800多万收入。
　　2008年爆出的中关村三小窝案，其时任校长王翠娟在庭审中，证实该校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绝大部分来自于“赞助费”收入。当时，这所学校开办仅6-7年时间。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逐渐从义务教育的立场上出现后退，而且发展出具有以权择校制度化、合法化的途径，以钱择校入学也是半合法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则认为，现在的择校造成学生三六九等，把社会成员从小学开始分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他认为义务教育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融合：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孩子们一块形成共同的价值。“如果社会成员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分化，永远融合不了。”袁连生说。

来自东南网

射手诚诚

拼不起啊，晕死！

唐僧取经

                               学者解析北京小升初现状:以钱权择校普遍存在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在实证调查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出北京小升初的种种现状。在这个考验学生更考验家长的“战场”上，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普遍存在。
　　调查报告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这也是北京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促进教育公平难点在“行”不在“知”。
　　【以钱择校】
　　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您对小升初的关注最早始于什么时候？
　　杨东平：应该是2008年，当时我发表过一篇博文《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抨击奥数、择校热等问题。
　　京华时报：为何在现在推出这份报告？
　　杨东平：这次调查既是上次抨击奥数之后的一个反思，同时，北京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今年北京还与教育部签署了《推进县(市、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承诺到2015年明显缓解义务教育择校现象，在16个区县全部实现县(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应该说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全社会都应同心协力来推进教育均衡。在北京做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它有一些特别情况。但正因为北京特别重要，就应该特别重视，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京华时报：报告公布了很多数字，比如一些名校的择校费、各区县的派位比例等，这些数据来源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的数据有三个来源，一是学校内部的，包括校长、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教师等；二是学生和家长；第三是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搜集信息能力比我们强多了，他们整天在市场里跑，与各个小学中学有业务关系，所以这些学校对他们都是开放的，信息非常清楚。有的中介机构，为了掌握各个学校的择校费，派人成天守在银行门口，看着家长存钱，存多少钱。
　　京华时报：如何确保这些数字就是真实的？
　　杨东平：很多人对数字的真实性产生疑问，我们也认为，目前这些数字不是一种精确定量的研究，因为这个市场是非常隐秘的、灰色的。我们只能尽可能根据各种信息来源，拼凑出一个接近真实的面貌来，所以很多数字都用了左右、比例这样的表述。但是我想，公布这些数字是有意义的，虽然它是一个估算的数据，至少给了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往往听到的都是具体的个案，它的全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中介机构的网上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哪个学校找他们叫过板。这么庞大的择校收费，完全失去监管，这个很可怕。
　　京华时报：遇到质疑怎么办？
　　杨东平：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比如说景山学校“幼升小”择校费要25万没那么高。那行，你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信息公开。
　　【以权择校】
　　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
　　京华时报：报告里还提到共建生，这是北京小升初的一个特色？
　　杨东平：北京在小升初上有两个“创造”，一个是共建生、一个是占坑班，这都是外地所没有的。共建生将以权择校制度化了，这个很危险。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把它揭露出来，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能都假装对它视而不见。比如上海，明年开始，高中的择校生全部取消。北京只提出“逐年减少”，但什么时候取消没有具体时间表，所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后进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上海也有择校也有条子生。是有，我们也不能过于理想化，但大规模收取捐资助学费，这在外地是绝对没有的。就算有也是私下的，完全属于非法的，地下的，但北京是在地上的，完全是制度化、合法化的，这区别很大。
　　京华时报：教育部门一再强调，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入学挂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杨东平：你问问他们查处了几起，通报了几个？北京市要不撤10个重点校的校长，风气就扭转不过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家长是为了做慈善给学校交钱，他们又不是李嘉诚、邵逸夫。而且，那些学校还缺钱吗？可他就开了这个口，说我这钱是捐资助学，而且还要家长填自愿交，这就特别恶劣。
　　【以优择校】
　　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等不正之风
　　京华时报：近年来，北京针对缓解择校热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在您看来，这些措施起到效果了吗？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里对北京的小升初政策做了一个梳理回顾，基本评价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已渐渐地退缩，从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免费、免试、就近”逐步后退，演变为一种多元入学的格局。目前，各区县小升初的入学渠道有十四五种，但主要的渠道还是这几种：占坑班、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电脑派位。除了电脑派位，其余都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而且这三种最重要的渠道都制度化、合法化了。
　　京华时报：推优您也不赞成？
　　杨东平：推优生的比例越大，其负面影响就越大。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教委将保送生比例控制在2%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近年来，各区县相继扩大了推优比例，如西城区今年的推优比例已提到30%左右。以前在一个班里推选出一两个优秀学生是容易的，但比例扩大后，谁优谁不优如何评价？在调查中，一些校长反映，由于推优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扭曲了老师与家长的关系。
　　这一做法是人为地给学生贴标签，分等级，造成了对学生的歧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路在何方】
　　教育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
　　京华时报：报告中对治理北京小升初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措施，核心内容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提出“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应当说，这些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创新，都是国家和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划纲要》等明文规定、明确宣示的，许多举措是其他省市早已实行的。
　　京华时报：这些措施是否也分一个轻重缓急？
　　杨东平：小升初政策调整是高利害度的，有的家长花了大量的钱。前几年北京关了一次占坑班，没半年又恢复了。因为它牵扯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个调整和改变，如果认为是不合理的，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是渐进的、人性化的、事先告知的。就像教育部公布取消奥赛加分一样，文件公布后过3年再实行。从起始年级开始执行，这比较公平。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路线图。
　　京华时报：什么样的路线图？
　　杨东平：我们提出三步走计划：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京华时报：要取消共建生似乎不那么容易。
　　杨东平：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的改革要害是限制权力，是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教育公平】
　　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的不是道德义愤，而是怎么解决
　　京华时报：报告发布后，你们提交给政府部门了吗？
　　杨东平：第二天就送给市教委了。
　　京华时报：有回应吗？
　　杨东平：没有。我们希望能跟教育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些想法，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找我们。下一步，我们计划去外省市召开一些学术性会议，组织经验交流，把外地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带回来，提供给北京政府部门做决策参考。
　　京华时报：您一直致力于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促使您一直做这些事的动力是什么？
　　杨东平：我从2000年开始做教育公平研究，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现在逐渐意识到，教育公平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推进它在现实中的改变，促进教育变革。我想这也是对陶行知先生说的“知行”关系的理解。就教育公平来讲，很大程度已不是“知”的问题，但“行”的问题就比较难了。改革的动力不足，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治理模式比较陈旧……需要在“行”的方面做一些工作。对于教育问题，大家缺乏的不是道德义愤，不是批判，而是怎么解决，如何去推进它，逐渐变为现实，比如你提出10件，哪怕只落实了一两件，也是作了点贡献。
　　本报记者 张灵     来自京华时报

唐僧取经

                                北京择校费最高25万 想上好学校需拼爹拼钱拼命

在走基层采访中，北京的一位家长平淡地告诉记者：把8万元赞助费交出去,儿子挤进了海淀区的一所知名小学。择校费少的6万元，最高达25万元——

择校费越收越放肆“孩子上学了吗?上哪个学校了?交了多少钱?”家有学童,家长们的话题少不了这样三个字“择校费”。

这是教育部门和学校最不愿提及、总是闪烁其词的三个字;但它却长久存在,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

每到新学年,总会上演几家欢乐几家愁。而耐人寻味的是,“办成了的”皆大欢喜,却对如何办成讳莫如深;没交上钱或交了钱也没办成的,捶胸顿足,却对缘何失败一头雾水。

这就是搅动万千家庭焦躁不安、欲罢不能的“择校费”。据说这几年,行情“疯涨”;更有一种说法,这里面“水”很深。

“水”究竟有多深?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刚刚经历过这场“大战”的北京家长,一探深浅。

交过钱后，没有收据

“我当然希望一分钱不交,但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只能接受现状。”

等把8万元赞助费交出去,张女士几个月来悬着的心落下了。谢天谢地,儿子如愿以偿挤进了北京海淀区的一所知名小学。“择校,多少年了就是这样。”谈起择校费,张女士很平淡,“有少的6万,也有多的10多万。”

“现在不管干什么,都是明码标价。什么钱,花在什么地方,一清二楚。可只有这择校费花得不明不白。”许多家长都有类似于张女士的疑问,交过钱后,连一个收据也没有。

名校、离家近、口碑不错、师资很强,这就足够了。“好事摊在你头上,你还用关心那钱去了哪里吗?只要能交上这笔钱,就谢天谢地了。想想,还有多少人在羡慕着呢!”张女士不想再追问,还能怎样?当听到别的家长对附近另一所小学的种种怨言,她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费劲,花钱,值了。”

“向来心为看客心,奈何人是剧中人。”对每一位陷入择校泥潭的家长来说,这份经历,注定了是百味杂陈:纠结、焦虑、忐忑、紧张,被中间人的狮子大开口而激怒……

“想上好学校,拼爹、拼钱、拼命”

孩子四五岁,家长们就开始考虑上学问题,处处留心、找渠道,找资源。

“没有关系铺垫,你拿着钱,找谁?”

“择校,谁不是择一个、两个、三个?”“都是好学校,怎么可能想上就上?”

在张女士的规划中,一个是保底校,两个是择校目标校。

“另一个择校,是中间人帮着运作。”只有经过后,才知道,“其实,这些所谓的中间人已经由最初的私人关系演化成为一种商业运作。当时,自己还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其实,他们也并不是什么都能做到。”

尽管中间人没有办成,但这费用却是不能少的。最终,她还是用尽关系找到了北京某校“领导”,面试合格,通知缴费,才有机会交择校费!

她不愿在等待中折磨自己,不愿时时处在神经质的焦灼之中:手机24小时开机,错过一个电话就追悔莫及,全天候挂在论坛上,补加各种QQ群……

无怪乎有人形容,想上好学校,得“三拼”:拼爹、拼钱、拼命。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曾觉得上学应该很简单,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为了择校而东跑西颠。曾经理想不为斗米折腰,却要东奔西走陪着笑脸,泡着坛子期待奇迹出现,在等待中祝福别人上岸。麻烦、麻烦、麻烦、麻烦……北京的名校高不可攀。”

戏谑之词唱出家长们的几多无奈与心酸。

择校费,涨势迅猛

在北京,一家机构通过家长介绍、教育系统反馈、银行蹲点所见,调查得到的2011年北京市“幼升小”部分重点小学的择校费显示,家长要准备“打点”的择校费用多的竟高达25万元!据介绍，这其中包含了教委统一要求的数额(最高3万)以及人情关系费、中介费等的总和。

有学者愤怒地表示：“由于这一收费是违法的，所以主管部门、学校均不承认，采取‘不报不究’的态度。因此，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择校尚有‘三限’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反而陷入无从规范、无法无天的状态，巨额择校收费的收取、管理、使用从不公开，成为特别混乱、问题特别严重的‘黑洞’。”

今年幼升小，广州的家长们曝出各名牌小学择校费：华侨7万、东风东路8万、番禺市桥中心12万、华师附小16万……起步6万很普遍。网友惊呼：“比房价涨得快！”

事实上，北京地区择校费也正在呈现快速上涨态势。资料显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七八千元涨到一万元、两万元、三万元。2000年，北京市出台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即招收择校生执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3万元)”原则。以此为参照，北京市幼升小、小升初的择校费很自然地固定在3万元的标准线上。

当然，这是“官方标准”，但由此拉开了择校费的口子。

“越收越放肆越没事儿了。”已故的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王晋堂生前谈及“三限政策”，曾明确指出：“慢慢地，把‘违法’的事情‘合法化’了尽管是‘有限’合法化。其后果是高中收、小升初收、入小学也收，甚至入公办幼儿园也照收不误。”

  2010年底，教育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3年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但北京、广州、南京等地中小学择校费用不降反升。最近一项调查比较北京初中生家长和小学生家长所报告的数额，表明近年北京“小升初”择校准备费用至少递增30%。

明明是义务教育，却让收费由“违法”变“合法”

一边是义务教育，一边是高得离谱的择校费。面对孩子的前途，相当多的家长二话不说，只有接受现实。

“买个东西还得挑挑呢，这可是上学啊！能不挑么？学校质量都跟×××（北京某好学校)似的，就都消停了。因为不可能资源均衡、人人平等。大家就都折腾呗，各显神通。”

“我们不一样呀，不择校只能去条件最差的学校。如果各区教育资源稍微均衡一些，择校的人会大大减少，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年年，这样的择校故事都会重复上演。

尽管有严令禁止、大力整治学校乱收费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出台，但是，以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名义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从未真正停止，这已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

填写“自愿”协议书、“被捐资助学”、将择校费通过指定的银行交给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直接交给学校专门成立的基金会等机构，这是不少北京家长的亲身经历。他们还要被神神秘秘地召集在一起，统一口径，并订立“攻守同盟”：不要随便对外说。

很多家长更是指出：影响“捐资助学费”的另一个“变量”，与“关系”相关。对于找到“关系”的家长，学校会直接给出捐资助学费的金额，“如果关系够‘硬’，捐资助学费就会相对减免。”(来源：光明日报)

天晴

哎，这么看来，和北京的孩子比，成都的孩子压力还算小了。

雨夜

唉，压力，压力！！！！！

湖泊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穷则独善其身，作为普通人只有适应，

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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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991221

悲哀，无语。

轻歌慢舞

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现实相当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