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三年本科生开学致辞连读

向大家推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近三年在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用朴素的语言阐述了三个深刻的道理：“无用”的知识也很重要、好学比学好更重要、做人比成才更重要。

“无用”的知识也很重要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佛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有一篇有名的文章“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memo 1921；Harper Magazine 1939），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哥德尔（Kurt Godel）等。这些教授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事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思考一下，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这与时间期限的长短很有关系。让我来举三个例子说明那些短期看上去“无用”的知识在长期的巨大有用性。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理科的，是物理学的例子。这是佛来克斯纳文章中开头讲的例子。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佛来克斯纳反驳说，麦克斯威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虽然麦克斯威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虽然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正因为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的知识，成为后来有用发明的基础。因此这些“无用”知识是有用的。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但是有趣的是，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这种不同反馈的反差正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例证。

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无需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但是，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

但愿在几十年后，当同学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们还能记得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中讲起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我相信你们从小都是好学生，更准确地说，是“学得好的学生”。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要好。学习成绩好，就是考试要考的好。考试考的好，就是做题目的答案要正确。那么如何取得这个结果呢？除了努力、刻苦、时间投入之外，还要大量做题，因为熟能生巧，也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即使不是死记硬背。你们都是这方面的的能手。所以你们都是好学生。

在我看来，在大学中，“好学生”不再是“学得好”学生，至少说主要不是。在大学中，一个好学生，首先是一个“好学的”学生。请你们注意：在大学中，“好学生”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学得好”的学生，而是“好学的”学生。

“学好”与“好学”是两种不同“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

在你们迎接大学生活踌躇满志的时候，在你们面对新的竞争压力倍感郁闷的时候，请你们停下来，想一想“学好”与“好学”的不同，既不要让“学得好”误导你，也不要让“学不好”打击你。你们要记住：“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当年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虽然当时条件不利于我们“学好”，但是我们那时非常“好学”。那时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上大学之前或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工作。我们为能够成为第一届大学生倍感幸运，高度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以我们很努力。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一种自然选择在发挥作用：在当时那种动乱的环境下，能够考上大学的大多是靠自学的，非有好学特征是很难考上的。我自己也是如此，我的大部分中小学知识都是靠自学完成的。这个依靠自学的求学过程，虽然不一定学的正规学得好，但是它激发好学精神，而且探索出了在没有教师指导和约束下的求学方法。

在我看来，“好学”有五个要素，我称为“五好”，分别是“好奇”、“好问”、“好读”、“好思”、“好言”。

第一，好奇。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十年前，四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清华学生座谈。当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甚至没有选择勤奋、努力，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我认为，好学的第一要素是好奇，好学源于好奇。

第二，好问。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没有激励去问。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 全球犹太人总数不超过两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上百。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第三，好读。阅读的范围很广，我在这里想强调两点。一是在当今碎片化信息高度发达的时候，在微博、微信、网页等信息随时随地都可及的时候，不要忘记要读书。二是不仅要读与专业相关的读物，也要读超越专业的读物，特别是思想性读物。

第四，好思。好学的核心是好思。大学本科阶段是一个人生学习过程中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的中小学教育，是以接受知识为主；而在大学本科阶段，要变为以思考为主。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好思应该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

第五，好言。好言是好学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不言。言就是沟通，就是传播。言的本领，就是传播的本领。只有言，别人才能知道你的观点和想法，也只有言，才能引发与他人的争辩，而真理往往是在争辩中产生。我们清华学子既要能行，也要善言。好学离不开好言。

好奇、好问、好读、好思、好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好学的五个要素。具备这“五好”，就为好学打开了窗户，开辟了道路。具备这“五好”，就是我心目中好学生的特质。由此可见，大学的学习方法，与中学的学习方法不同。在大学对学生的评判，也因此而与中学不同。、

做人比成才更重要

“知识”和“能力”是关于如何“育才”的两大基本要素。但是大学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吗？我认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人才”，而是“人”与“才”；不是讲“人才”的培养，而是讲“人”的培养、人的“价值”。

在中文中，“人才”是一个词。我们通常都把“人才”落脚为“才”。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认为，“育人”重于“育才”，“成人”重于“成才”。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进入大学，就应该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今天，我向学生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才，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本文综合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经管学院2012、2013、2014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