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印 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比较

小小熊

中国、日本和印度无疑是亚洲三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笔者列出了这三个民族（非国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以及数学界的最高奖项——菲尔兹奖的获奖名单，截止时间为2010年底。

说明：

1.        华人的国籍问题比较复杂，比如1997年之前，香港还不能算是中国的，因此使用“国籍/地区籍”的说法，标注原则是：

• 1949年前在大陆出生并接受初中或以上教育的，加注“中华民国”；
  

• 1949年后、1997年前在台湾或香港接受初中或以上教育的，加注“中国台湾”或“英国香港”，后者有些刺眼，但却是历史事实。
  

• “国籍/地区籍”是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的（用“/”分割），其中最后的一项为目前的国籍（双重国籍用“&”连接），在某地短暂（一年左右）居住或受教育则忽略。
  

2.        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和博士，如出现两个国度，则表示硕士和博士是在两个国家的大学分别完成的。我们发现，所有获奖者的博士全部在美国和英国读的，硕士也只有2位是在中国获取的（杨振宁和李远哲），而且只有2.5位是在中国接受的本科教育，其中：杨振宁和李远哲的本科是完全在中国读的；李政道大二后就去了美国，故算半位；丘成桐读书时的香港还在英国管辖之下，故不算。可见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对获奖者们的贡献率不高。

3.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获奖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时持有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其余的获奖时均持有美国护照。

4.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上述获奖者都还健在，其中只有李远哲先生于1994年放弃了美国国籍，重新成为中国台湾的公民，可算作广义上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其余均拥有美国国籍（包括两位是双重国籍）。

5.        相对而言，华人明显物理强，数学尚可，化学较弱，但从未染指过诺贝尔医学奖。

日本人（共18人）

说明：

1.       日本获奖者的数量在亚洲属第一，其中物理和化学都很强，在化学方面的实力尤其突出，医学相对弱一点。考虑到数学的菲尔兹奖每4年才颁发一次，至今只有52人获奖，日本人有3人获奖表明其在数学领域的成就也不小。

2.       令人惊奇的是，所有日本获奖者的本科教育都是在日本的大学完成的，而且大部分人的研究生教育也在日本完成，可见日本高等教育水平之高。

3.       绝大多数获奖者仍然保留日本国籍，并继续为本国工作，这与华人和印度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4.      居然有三位日本科学家只有本科学历，他们是汤川秀树、福井谦一和田中耕一，其中前两位是老前辈，当年早点工作挣钱可能比继续深造更重要，于是他们在本科毕业后，先作大学讲师，进而成为教授。年轻一代的田中耕一则在毕业（1983年）后直接进入了企业（岛津制作所有限公司），并凭一项专利（SLD）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到2008年为止，田中耕一是唯一的以本科学历、且没有教授身份而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人。不过，对他的获奖颇有些争议，此处略去不谈。

5. Charles John Pedersen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科学家，他的父亲是挪威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本人长期和最后的国籍均为美国，198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Pedersen的中学是在日本读的，18岁后就一直在美国，包括大学教育（最高学历为硕士），综合考虑之下，不把他计入日本人。

6.     有两位日本获奖者与中国有渊源，根岸英一1935年出生于我国的长春，下村脩的父亲曾是一名日本关东军军官，因此他童年曾在我国东北生活过。

印度人（共4人）

小小熊

说明：

1.        之所以使用“英属印度”是因为那时的印度还包括如今的巴基斯坦。获医学奖的H.G. Khorana的出生地和博士前的教育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把他归于印度人而非巴基斯坦人主要因为他信印度教而非伊斯兰教。

2    印度的这几位获奖者的本科教育都是在印度完成的，硕士有一半（2位）也是在印度本国获取的，虽然三个博士学位都是在英美获得的，不过，相较于中国，印度的高等教育对获奖者的贡献率还是较高的，这从侧面反映了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要比中国大陆高。

3.        4位获奖者中的3位最终加入了美国国籍，这一点与华人很类似。

4.           获得物理学奖的两位学者（Raman和Chandrasekhar）是亲叔侄关系，这也算一段佳话。其中Raman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亚洲人，如果算入其它类别，则亚洲第一人也是位印度人——著名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他于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5.        Satyendra Nath Bose（玻色）是位“窦娥”级的印度物理学家，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量子物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首先预言了玻色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现象等等，现在有好几位科学家通过研究玻色子和玻-爱凝聚现象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玻色却终身未能获奖。玻色也是在印度本土接受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并一直留在印度国内直到1974年（80岁）去世。

6.        印度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1920年就英年早逝，年仅33岁，而第一届菲尔兹奖是1936年才颁发的。时至今日，还没有印度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

除了上述三国之外，亚洲国家（不包括以色列）中获得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的只有一人：1979年物理奖——巴基斯坦的。获得数学菲尔兹奖的也只有一人：2010年——拥有越南和法国双重国籍的吴宝珠（Ngô Bảo Châu）。

说明：

1.        Abdus Salam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穆斯林，他在巴基斯坦的科学界拥有崇高的地位，他本人也长期（1960-1974）为祖国服务，是巴基斯坦核武器研发的灵魂人物，地位类似于我国的钱学森教授。1974年因宗教问题Abdus Salam离开了巴基斯坦，1996年病逝于英国牛津。

2.        吴宝珠1972年出生于河内，小时候就被认为是个天才，为越南赢得了数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17岁时获得越南政府奖学金去法国留学，并因证明了朗兰兹纲领中的基本引理而获得2010年的数学菲尔兹奖。没有证据显示吴宝珠是位华裔（尽管名字很中国），不过他对中国和法国文学都很喜爱，读过越语版的中国古典名著和贾平凹的作品。最近，吴宝珠已受邀加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可见美国的吸引力真是强大啊。

3.        吴宝珠至今仍保留着越南的国籍（尽管也拥有法国国籍），国内有些学者建议中国应该允许双重国籍，这样也许会出现拥有中国国籍的顶尖学者。

通过上述的表格，我们可以说：华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代表着东方人在最高端科学领域的实力。不过话又说回来，华人和印度人的获奖者们几乎全部拿着美国护照，并且大多数从研究生开始直到退休之前，都在美国或英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对自己母国（中国或印度）的实际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不是完全没有，但主要贡献仍然给了美英），更多是精神层面对本族人的鼓舞而已。笔者并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优秀学者们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笔者非常敬佩。笔者想表达的是，华人和印度学者们的成就所反映的是美英（尤其是美国）的教育质量和科研实力之强大，而真正代表亚洲最顶尖教育质量和科研实力的只有日本和日本人。尽管很多国人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对印度的情况笔者不敢妄加评论，对中国大陆而言，2050年之前出现完全由大陆的大学培养出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或菲尔兹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原因是：当“假”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学术界）时，“真”的东西、尤其是那些需要人类最高智慧的“至真”的学问，是不可能出现的。华人学者依然需要国外的土壤和养分才能登上学术界的最高峰，加上国籍的因素，我们只能称他们为“华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吗

小小熊

小小熊 发表于 2014-10-14 14:32
说明：
1.        之所以使用“英属印度”是因为那时的印度还包括如今的巴基斯坦。获医学奖的H.G. Khorana ...

小小熊

小小熊 发表于 2014-10-14 14:33

热烈祝贺蚌埠一中的女生提前拿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zhaofan1975

感谢分享~~~~~~~~~~~~·

小小熊

中国韩国日本小学教育的特点2014年8月3日 16:29 新浪博客 .三国小学教育共同点
    中、日、韩三国小学教育的共同点是学生努力学习，家长望子成龙，老师责任心强，学校纪律严明。比起欧美学校，三国中小学更加重视所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整体学习难度和深度比欧美难或深，系统学习和辅导的时间也多。 三国小学教育不同点
　　      学习难度与深度。我国小学的学习深度和难度比日本和韩国的都要深与难。韩国则比日本要深、难。经对日本长野县裾花小学和韩国成元小学学生的调查，其学习深度和难度均比我国的略微浅易。
　　学校课外活动。日本比我国和韩国灵活，对学生的各方面约束也少，没有统一服装。初、高中曾经取消过，但近年来又基本恢复。日本、韩国小学课后作业少，课堂讨论和课外小组活动多，学生活泼，思想活跃，爱提问题。有时，让大人们联想，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学生为什么到了大学就沉默寡言呢？日本的教育学教授回答说，孩子们的童心和兴趣因升学考试和大人文化熏陶和改造而泯灭了，变得老实厚道，爱面子，不愿意出头露面。
　　上学和放学。日本、韩国家住学校近处的孩子们上学和放学时一起走，由大班的孩子带领与负责，家长不能接送。路途中交通要道、人行过道都有轮流值班的家长维持秩序，保障安全。机动车、自行车在离学生不远处停下来，毕恭毕敬等候“小王子”和“小公主”过马路。
　　学校办学自主权。日本、韩国的学校办学自主权比较大。虽然近几年也出现过家长参与式的学校管理，如家长参与校长的聘任和学校、班级的一些管理，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校长等，但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很大。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校长的选拔和任命，至于学校内部管理基本上全权委托校长自主决定和管理，不加干涉。资金投入、教学评估、教师评价、人事、工资、调动等基本上依据国家相关法律严格执行，不会出现因领导干部的更换而有比较大的波动，基本上按部就班，教学秩序井然。
　　择校问题。日本、韩国小学基本上实行了“学区入学制”，即就近入学。但是大学附中、附小因教学质量高，远近闻名，孩子和家长纷纷要求转学或入学，出现了人为竞争，学校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面试或考试。也有“变通”现象：如把家庭户口迁过来，但家却没有搬过来。比起日本的“学区入学制”，韩国则比较灵活，各地政府教育部门的教育监（教育厅、局长）根据社区民意，决定是否实行“平准化”的教育。
　　教师轮岗制度。教师上任后，根据地区分类，在艰苦地区、山区、岛屿教书若干年后，优选到大、中城市或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学校工作。江原道春川市成元小学校长崔洋大风趣地介绍说，他是春川市（江原道省会城市）人，大学毕业后到一个偏僻地区教书，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现在快60岁已经回到了家乡春川市继续当校长。因为严格按照国家科学的教师人事制度，据校长和教务长讲，教师们基本上对此没有意见。
　　教师评价。多数教师强烈反对政府推行教师评价制。日本和韩国政府最近要通过教育改革，实行教师评价制，但遭到教师们的强烈反对。多数教师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教育界的反映。小泉前政府所谓的教育改革，基础教育的经费减少，教师工资由过去中央政府负担50%减少到目前的30%。经过社会实践表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教师评价制改革以失败告终。韩国的教育专家也说，韩国急于引入教师评价制不会成功，相比之下，还不如引入学校第三者评价制度。日本安倍晋三新首相的新时期教育改革思路中也有这一方案。
　　个性化、多元化、国际化。很多国内小学老师看到日本小学服装、班级摆设、教师服装、教学姿态都比较随意。日本小学过去也曾极其严谨、严肃、整齐、划一，校内纪律严明。但随着自主办学、教育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到来，逐渐变得更加人性化、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要求，因材施教，越来越成为学校和教师的第一准则。每天，教师上班后要在教务长面前摁印章制度也被取消了。日、韩只强调爱国教育，走向难以控制的国家主义，这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今天，招来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纠葛和摩擦。正确的爱国教育和国际化教育如何更好地融会贯通，是日、韩两国面临的教育课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李水山）

小小熊

每年十月诺贝尔科学奖获公布的那一周，中国人总会因对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迫切希望而引发“诺贝尔焦虑症”。这种焦虑所反映的，是对技术力量与经济实力匹配的期待、对曾拥有“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及造纸术——的中国重新焕发出创新能力的希冀。

   尽管今年依然没有中国科学家上榜，但其中的一个奖项似乎与中国有点“沾亲带故”。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的托马斯·祖德霍夫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他的夫人陈路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神经学家，曾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是，陈路的母校为这位“中国女婿”而欢呼雀跃。

   这种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8年，中国媒体颇为激动地庆祝钱永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因为这个生长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也中国“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的侄子。

   华裔科学家确实多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没有一位与新中国的教育体系有关。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与李政道在赴美学习前就读西南联大，一所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南迁云南昆明成立的学校。丁肇中（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李远哲（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崔琦（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高锟（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奖）都是从台湾或香港高中或本科毕业后甚至在研究生阶段移居到美国或英国的。朱棣文（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和钱永健一样，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关键在于，他们都选择在美国或英国立业，因为那里有更多选择研究项目的自由、优渥的学术氛围以及尖端的研究设备。

   近年来，杨振宁多次表示中国大陆科学家将在二十年内获得诺贝尔奖。而在今年奖项揭晓的前一周，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曾自信地预测中国获诺贝尔科学奖在十年后将成为常态。

   这两种预测都显得过度自信了。照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二十年后都不一定能得奖。近期中国尚未取得接近诺奖的成就，也没有将崭露头角的苗头。

   十五年前，一些中国知名科学家告诉我，那些拜邓小平开放政策之赐去西方深造的中国科学家中很快就会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如果这样的事情真发生了，那对于中国来说将会相当尴尬；同时也会证明离开中国去海外发展才是于事业于个人有益的。

   这样的情景尚未出现。北京的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大胆地推论道，无论你最终在哪儿学习——哈佛、耶鲁、牛津还是剑桥，如果你所受教育的前十二年是在中国的学校，那么你就与诺贝尔科学奖绝缘了，因为你的独立性、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已经被中国的教育体制扼杀了。

   这个体制也将学生与老师捆绑在了一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挑战老师的权威无异于犯上作乱。忠于而不是批评师长是创新的一大阻碍。

   此外，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还没有建立起追求研究的传统和冲击诺贝尔奖的势头。很多诺奖获得者教育与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接着获奖。祖德霍夫就曾师从两位诺贝尔生理学/医学获得者。

   过去几代的中国科学家有一些在国外时曾随诺奖得主学习。如果他们回国后没有经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政治动荡，也许已经培养出一些优秀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仅仅在过去的35年间才能专心致志做研究，他们成就世界级的科学成就尚需努力。

   另一种阻碍是在中国优秀科学家实属凤毛麟角，而他们又常常出任行政岗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使一些优秀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当官来获取稀缺的资源，因此他们十分乐意离开实验室。这样，他们会因忙于行政事务而不得脱身。

   国内研究领域缺乏活力，也使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对回国打退堂鼓。杨振宁曾坦承，如果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回到中国，是不太可能获诺贝尔奖的。

   中国对本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追求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密切相关。中国举办了一场辉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将宇航员送入了太空。中国如果能在全球科学舞台上一展风采，可以向世界昭示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

    但是，获得诺贝尔奖与赢得奥林匹克金牌不是一回事。国家也许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与调动和集中资源来培养奥运选手，但追求诺奖需要营造从事一流的研究和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否则，诺奖焦虑症还会继续困扰着中国人。（译/王琛）